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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
作者: 张式成【完结】 



目 录


第  一  章.................. 电影诞生时本书传主在哪？
第  二  章.................... 五岁登台与贫民孤儿学校
第  三  章.................. 童工、博大母爱、艺术乳汁
第  四  章............ 你们需要一个扮演孩子的角色吗？
第  五  章........................ 卡尔诺的青年幻想家
第  七  章.................... “夏尔洛”诞生在好莱坞
第  八  章.......................... 电影界的打工皇帝
第  九  章.................... 第一个独立制片的艺术家
第  十  章........................ 一部笑中含泪的影片
第 十一 章.......................... 衣锦还乡英、法行
第 十二 章........................ 他与《巴黎一妇人》
第 十三 章.................. 《淘金记》让影迷死在窗前
第 十四 章........................ 心神之伤《马戏团》
第 十五 章................ 《城市之光》，肖伯纳的评语
第 十六 章........ 有声电影时代的无声巨片《摩登时代》
第 十七 章...................... 南中国海滨的秘密婚礼
第 十八 章.................. 笑与怒的史诗《大独裁者》
第 十九 章........................ 厄运与幸运同时降临
第 二十 章.............. 《凡尔杜先生》引出轩然大波？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舞台生涯》
第二十二章................ 重返祖国，定居欧洲“心脏”
第二十三章.... 接受国际和平奖，会见周恩来、邱吉尔……
第二十四章........ 喜剧皇帝在伦敦拍《一个国王在纽约》
第二十五章.................... 退隐莱蒙湖畔，出版自传
第二十六章............ 重出江湖，《香港女伯爵》的慨叹
第二十七章............................ 永生的鲜活形象







 

第一章　　电影诞生时本书传主在哪？


引言



　　那是流逝久远而又使人刻骨铭心的时光：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文明美丽的欧罗巴大陆上，法西斯的猛烈炮火正野蛮疯狂地摧残着绿色的田园、大地。古老的城堡、高耸的教堂、华丽的剧院、庄重的博物馆在化为瓦砾灰烬，雕塑、壁画、花圃、喷泉在坍塌燃烧，老人、孩子、猫咪、鸽子在惨遭涂炭，弥漫的硝烟毒雾染黑了湛蓝的天空……

　　此时，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美国西海岸仍然一派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天使之城”的洛杉矶郊外好莱坞，各大影片公司制片厂的摄影棚、录音厅里异常繁忙，摄影机在开动，歌舞、音乐、“开拍”、“OK”的喊声此起彼伏。

　　然而这天，位于好莱坞中心落日街和拉布雷亚街拐角处的一家制片厂，却静寂得有些冷清。摄影场地上，演员、场记、摄影师、录音师和灯光、布景、服装、效果的工作人员或立或坐，一声不吭地注视着一个扮了装的小个子男人。他眉头紧蹙，在默读着几封信件，这是一些恫吓与威胁的玩意儿。写信的是一些纳粹分子和亲纳粹者，这些家伙知道他--卓别林先生编写、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是隐射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的；便扬言要制造混乱，妄图阻止他拍摄这部影片。

　　不一会儿，一个脸色发白的工作人员，急吁吁地冲进摄影棚，递给卓别林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查理，这是刚才在大门口捡到的。”纳粹分子们在这封信中，用更为赤裸裸的语气叫嚣：“如果你不停止拍摄这部电影的话，将来无论在哪个城市、哪座影院放映它，我们就要在那里放臭气弹，向银幕开枪！”

　　面对这种凶焰万丈的嚎叫，制片厂的人们不安的心头和脸上又添了几分紧张。他们都知道，卓别林先生为编写这部电影前后花了两年时间，为设计、制作大量的景片、模型、道具，则用了一年功夫，在摄影机还没开动之前已花掉一个巨额数字50万美元。开拍之后又困难重重、麻烦不断，联美影片公司向卓别林发出警告，说美国电影摄制发行会主席办事处因希特勒还没进攻英、法，指出拍这样带有强烈倾向的影升很难通过审查。联美公司同时转来了很多令人气馁的信件，都说这样的影片绝不可能在英国或美国上映，要求卓别林停拍。

　　现在影片的摄制到了最后阶段，已流水吹烟般地用去了200万美元，一旦停拍，它们就白白地抛入了大西洋。人们更担心的是，卓别林先生及其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同样内容的恫吓、威胁信件已经塞进他在贝弗利山上的住宅门下。人们似乎看到了游荡在制片厂门外、贝弗利山上和影剧院中那些冷酷凶恶的面孔，和他们怀中藏掖着的刀、枪、铁条、臭气弹……片场中的寂静令人难受，人们的心跳都似乎彼此可闻。

　　正当盛年、刚过五旬的卓别林压下满腔怒火，把那些恫吓信轻轻扔到废纸篓里。他嘴角边浮起一丝轻蔑的微笑，耸耸肩说：“没什么了不起，那就让他们开枪吧。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这就是我的回答。来，各部门准备，开拍。”

　　影片终于摄制完，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希特勒闻讯暴跳如雷，竟下令处死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卓别林。他恼羞成怒地挥舞手掌，本来口吃的嘴里喷出泡沫：“可恶，可恶，这个该死的小丑！”

　　是的，按角色分工来说，卓别林在影片中扮演的人物是丑角。所不同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在人生舞台上，希特勒是一个遗臭万年的真正小丑；而卓别林却是一个名垂青史的伟大的喜剧电影艺术家。在世界名人堂里，在亿万不同肤色、爱好和平与进步的人民心目中，这个伟大的天才的电影艺术家、一代喜剧大师和民主斗士，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并肩屹立着……

电影诞生时,本书传主在哪？

　　电影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的艺术形式。它最初是一种光影艺术，人类对它的研究古已有之，如中国宋代即有“皮影戏”。到了1891年，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活动西洋镜”，获得专利，摄影机随之诞生。1894年爱迪生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活动西洋镜”观赏店，4英尺高、宽的电影镜一次供一人观赏50英尺的活动影片。1895年4月23日，爱迪生划时代的发明引起轰动，这一天在纽约木丁斯特拜尔音乐厅幕布上映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当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制造成能将活动画面投影到银幕上的放映机。这年12月28日，他们在巴黎卡普辛大街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印度沙龙，摆放了100张坐椅，售票招揽观众，这可称为世上第一家电影院。在放映首部影片“火车进站”时，当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们优雅地落坐后，幕布上突然出现的火车头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喷吐着浓烟好似迎面驰来；现场顿时大乱，人们顾不得体面，惊恐地躲闪甚至夺门而逃。笑出了眼泪的卢氏兄弟和工作人员，一面安抚观众，一面收拾“残局”，从头开始放映。回过神来的男士女士们欲罢不能，好奇地一部一部，一遍一遍地看下去；一共看了11部影片，如“工厂放工”、“婴儿喝汤”、“水浇园丁”等等。看得惊呼不止，看得如痴如迷，看得开怀大笑……这一天被许多电影史权威看作是电影的正式诞辰。此时，我们书中的主人翁在哪儿呢？

　　在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在离首都伦敦12英里的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当黄昏来临的时候，20个小班的孩子穿着睡衣，跪在宿舍中间的地板上。这其中一个瘦弱羞怯的6岁多的小男孩，就是卓别林。他苦闷地跟着小伙伴们，声腔音调高低不谐地唱着《普天颂赞》中第383首赞美上帝的歌曲：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

　　在爱迪生发明“活动西洋镜”的前两年，也就是1889年4月16日夜晚8时，伦敦沃尔沃斯区一对年轻的喜剧演员家中添喜，娇小玲珑、能歌善舞的哈娜·希尔生下了一个男婴。身为父亲的卓别林先生，为孩子取名就叫查尔斯·卓别林，亲称查理，也跟做父亲的一样。

　　小查理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家境尚可。他父亲每周挣40个英镑，这在一般艺人中算高的了。一家人住了3间房子，还雇了一个女仆。

　　然而好景不长，他1岁时父母离婚。原因总有几条，其中父亲每日嗜酒如命是主要缘故。在当时的英国，歌舞剧演员不喝酒反而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雾都伦敦所特有的潮湿空气和较长时间的低温寒冷，使得酒业发达、酒馆林立。所有的戏院里都设有酒吧，演员们演完戏后总要习惯性地在酒吧里泡一泡才回家。戏院老板通过那发亮的三尺吧台，把塞进名角儿口袋里的包银，又名正言顺地掏出来不少。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酒精，使不少艺人沉醉上瘾而不能自拔。

　　卓别林先生是其中一位典型人物，连每天演出之前都不吃饭，只吞下红葡萄酒浸泡的几个生鸡蛋。卓别林先生外表潇洒、个性安静、喜欢沉思，他嗓门洪亮，被称作次中音，这些当然都遗传给了小查理。但他一沾杯中物，就如中了魔法似的暴躁易怒，有时甚至动武。每次因此而与妻子发生冲突，然后禁不住到街上酒馆举杯浇愁。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小查理满了1岁后，老查理搬出了这个舒适的家。

　　小查理的母亲哈娜活泼幽默，直率热情，充满爱心与责任感，同时敢作敢为。她的个性中有她母亲即卓别林外祖母的影响，秘密在于那个老人有一半吉卜赛人的血统。哈娜与卓别林先生分手后，勇敢地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大的叫雪尼，与查理同母异父。她甚至连查理的赡养费都没向法院申请要卓别林先生出。她那时很走红，每周可拿到25英镑包银；而且1先令和1便士也不送进酒馆酒吧，她对杯中物已深恶痛绝。

　　20多岁的哈娜·希尔常常在周末把雪尼、查理打扮起来；给雪尼穿上一套贵族公立学校——伊顿中学校服式样的学生套装，给小查理穿上一件蓝色天鹅绒外套，加一副蓝色手套，然后整洁精神地出门。秀发垂肩、年轻漂亮的少妇打着花伞，领着两个手拿风车、汽球、活泼可爱的孩子，沿着威斯敏斯特桥路漫步而游；那情景就像是一幅美术名作。

　　那是一些使小卓别林感到快乐开心的日子：跟着母亲乘坐游艇在泰晤士河上观光，走过古老的威斯敏斯特桥到水晶宫游乐场看杂耍。即使是搬到了兰贝斯区的肯宁顿路上，小卓别林的生活还是那么开心：可以去坎特伯雷杂剧场坐在红丝绒椅子上看表演，可以花6便士在娱乐场的木桶中摸彩。然后在夜色中坐着马车，在剧团乐手的号角和马蹄声、铃铛声还有大人们的嬉笑声中，回家做个甜蜜的好梦……那时，无忧无虑的小卓别林一身蓝天鹅绒衣的装束，能使人联想起18世纪英国著名画家庚斯博罗笔下的“蓝衣少年”。
　 

第二章　　五岁登台与贫民孤儿学校

 

 
　　可是，小卓别林没能成为“蓝衣少年”。因为仿佛一夜之间，这无忧无虑的宽裕日子，便如美丽的肥皂泡那样一个接一个地爆裂。那五光十色瞬间消失，生活露出了灰色。随着经济的萧条，哈娜的时运不济。她原本易受感染的咽喉，稍受风寒就患上喉炎。嗓子常常失润嘶哑，往往一病几十天不能恢复正常，为一家人生计却又不得不登台。于是令人担心的事出现了：她正表情丰富地演唱着，清亮的嗓子突然像生锈的机器一样卡壳，发出怪异沙哑低沉之音。逼得她只好轻声唱起来，乐手们对演员变了调手忙脚乱，观众们则感到滑稽而哄堂大笑、议论纷纷。

　　每到这要命的、难堪的时刻，哈娜总是提心吊胆。嗓子是她挣钱吃饭、抚养孩子的看家本领，嗓子不好生计难保，她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过去她是歌舞剧团的主角之一，剧院门前的海报和她的戏单上，醒目地写着她的艺名：

　　　　　　　 特约！
　　　　　扮相美丽技艺超群
　　　正派喜剧女角擅长舞蹈、反串
　　　　　　　　　　　　　　 
　　　　　　　　　　　　　 莉莉·哈丽

　　如今哈娜她们剧团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于是只好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演出。那一次，是在伦敦西南30多英里的奥尔德肖特自治市的俱乐部里。那里是军事基地，看戏的观众多是士兵。只要一不如意，他们就毫不留情地在台下与台上对着干。演员们都把在奥尔德肖特俱乐部演出的一周，看作是可怕的一周，哈娜正是在她嗓子出毛病的时候碰上了这一周。

　　那天晚上，哈娜因不放心小卓别林一个人留在旅馆里，就把他带到俱乐部。她演唱时，小卓别林从后台蹑手蹑脚地上了舞台，躲到二三道侧幕后，看自己崇拜的妈妈演出。哈娜正唱着，嗓子不幸又嘶哑。这一次比哪一回都糟糕，她的唱像是在悄声说什么。台下的士兵们很不耐烦，有的大声发出嘲笑，有的跟着乐曲憋着嗓子唱起来，有的竟发出猫儿一样的怪叫。结果她实在唱不下去，懊恼地退下台面。台下并未因此而安静，反而喧哗起来。台后也一片混乱，大伙急得团团转。这时舞台监督看到侧幕边的小卓别林，脑子里有了主意。他建议让小卓别林上去代替他母亲演，因为他以前看过小卓别林当着剧团大人们的面的精彩表演。大伙这时都记起这个5岁的孩子表演的天份是那么高，模仿什么像什么。小卓别林自己呢？这时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妈妈挺身而出，他懂事地要求上台，唱那首当时正流行的歌曲《杰克·琼斯》。

　　于是，舞台监督马上把小卓别林领到台上，乐队试着配了一下他的音高，就开始伴奏过门。小卓别林面对着台上耀眼的灯光和台下烟雾朦朦中的一大片人，竟毫不心慌地大声唱起来：

　　一谈起杰克·琼斯，哪一个不知道？
　　你不是见过吗？他常常在市场上跑，
　　我可没意思找杰克的错儿，
　　只要呀，只要他仍旧像以前一样好。
　　可是呀，自从他有了金条，
　　这一来，他可变坏了。……

　　他唱出开头两句，台下就安静了。刚唱到这一半歌词，一个个便士就扔上了台。他看着滚到脚边的钱币，马上停下来，说：“请等等，我必须先捡起这些便士，才可以继续为先生们唱。”话一出口，台下台上哄堂大笑，并伴着掌声。这时，舞台监督赶快走出来，笑着帮他捡起散落在台面上的便士。

　　“先生，你可不能捡着归自己，这全都是给我的呀。”小卓别林说，又引起观众们一片大笑。他急巴巴的紧跟在舞台监督屁股后，直看着把钱交给了站在侧幕边的母亲后，才又在笑声中回到舞台中间接下去唱：

　　可是呀，自从他有了金条，
　　这一来，他可变坏了，
　　只瞧瞧他怎样对待哥儿们，
　　就叫我心里十分地糟。现在呀，星期天早晨他要读《电讯》，
　　可以前呐，他只翻一翻《明星报》。
　　自从杰克·琼斯有了那点儿钞票，
　　嗨，他得意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小卓别林边唱边舞，还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几个大人才做的动作，得到了观众们的喝彩。后来他唱起了一支母亲经常唱的爱尔兰歌曲，那正是写军人的，带有进行曲的味儿：

　　赖利赖利，就是他那个小白脸叫我着了迷，
　　赖利赖利，就是他那个小白脸很中我的意。
　　我走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部队里，
　　谁也比不上他那样漂亮又整齐，
　　比不上雄赳赳的八十八部队里，
　　那一位高贵的中士他叫赖利。

　　他反复唱着，还鬼使神差地模仿他母亲的沙哑声来一遍。没想到竟大受士兵观众的欢迎，欢笑声中便士如雨点般地飞上台。直到结束，母亲带着孩子出来谢幕，那掌声还不曾停歇。

　　第一次登台就大获成功，使5岁的卓别林终生难忘。这拉开他“舞台生涯”的第一次大幕，但却是他母亲舞台生涯的最后一次。时令转入冬季，哈娜的嗓音不能恢复。寒冷使她无法登台，平时积攒起来的一点钱就只能流水似的花光。家境拮据起来，一搬再搬，那两年中房子从3间到2间到1间。哈娜的首饰和值钱的东西，也陆续出卖。她可以帮人家带孩子或找别的活干，但一箱子戏装绝不送进当铺。她顽强支撑着自己重返舞台的信念，期望有朝一日嗓子能恢复如初。她甚至为此而求助于上帝，信仰天主教，常去威斯敏斯特路教堂作礼拜。当巴哈的风琴乐曲悦耳地奏起来时，小卓别林看到了母亲眼中的虔诚的泪花……

　　然而，情况并不因此而见好转，本来卓别林先生准时补贴小查理的10先令，不能按期付给了。由于他无节制地酗酒而影响演出，戏院不能按期跟他订立演出合同。对哈娜来说这真是祸不单行，一年的短暂日子变得如同漫长无边的苦难一生。有主见的哈娜由于过去自己动手制作戏装，掌握了一手缝纫技术。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租了一台缝纫机，为教友们做衣挣钱，供雪尼上小学和抚养小卓别林。

　　即便在这样窘困无奈的日子里，哈娜仍然保持一个好母亲所能给孩子影响的东西。她将自己的衣物、鞋子改制好给孩子穿，身居贫民区而注意举止言行不受环境感染。包括随时纠正孩子们的不雅语言和错误语法，把阴暗的屋子收拾干净，省出几个钱为孩子们买上一套滑稽连环画。她知道自己的嗓子恢复无望，更以母亲的眼光看出小查理和雪尼的艺术天赋，她要把两个儿子这种天赋发掘出来。她常常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空着肚子以惊人的潇洒灵活，为孩子们表演她拿手的轻歌舞剧；用她沙哑的嗓子轻声唱出她自己创作和唱红一时的《我是女法官》，那首四分之二拍子的歌曲：

　　我是一位女法官，也是一位好法官。
　　判断案子真公平，审理官司很在行。
　　我要教律师，明白几件事；
　　还要让他们看一看，
　　女孩到底有多大能耐多大胆……

　　每说一出戏，她同时绘声绘色地扮演戏中的几个角色，让小查理和雪尼理解。她甚至向两个小观众分析：当时伦敦演莎士比亚剧著称的男女演员的艺术技巧和表演才能。母亲的热情、乐观、幽默、艺术才华，以及对戏剧事业的爱好、追求，就这样渗透进查理和雪尼的小小心田。

　　在冬天的黄昏和雪尼上夜校的时候，母亲就常常给小查理读《圣经》和解说那些故事，叙述基督如何爱怜穷人和小孩，如何对一般人体谅和宽容。如一个不幸的女人犯了过失，暴徒们想按老规矩砸死她，基督挺身而出：“你们之中有谁敢说自己绝对没有罪过的，才可以用石头砸这女人。”她描述耶稣如何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却原谅了悔罪的强盗。又如何看着自己悲痛欲绝的母亲，在临死前的痛苦中叹息道：“我的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时查理感动得流下泪珠，听母亲呜咽着说：“他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呀。”

　　小查理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她不只是说说而已。有一天她带着小查理从医院回来，见路上几个调皮孩子推推扯扯欺负一个衣衫肮脏的女人，她就上前责备那几个顽皮鬼。偏巧这女人原来也是个歌舞演员，生病之后生活无着流落街头。哈娜毅然送她到公共浴室洗了澡，然后领回家住了三天，从自己不多的衣物和钱中匀出一些送给她。这些都让小查理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家已自顾不暇，他母亲自己的身体也不健康。

　　在兰贝斯区奥克利街那间阴暗的地下室栖身的日子里，在肯宁顿路波纳尔弄3号那间摇晃的顶楼上苦熬的时光里，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使小查理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慈祥的光辉”。他成名之后总结说：“只有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文学和戏剧才具有它们最伟大、最富有意义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爱情、怜悯与人性的主题。”

　　日子复入愁苦，哈娜那一箱子戏装早已送进当铺。她又患了偏头痛症，可是没钱治病，只好用绷带敷上茶叶把眼睛蒙上，借以减轻痛苦。租来的分期付款的缝纫机因到期付不出租金，又被人家搬回去。雪尼趁课间休息去卖报，但这于事无补。全家人只得去肯宁顿路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领取粥票，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垮了拖着病体的哈娜，她只有硬着头皮决定：一家3口人进贫民习艺所。

　　这，对于原本小康的演艺之家不啻是一件“丢脸”的事。但小查理和雪尼刚听到这个决定时，小哥俩竟又觉得有点新奇，因为他们早想改变一下吃了上顿没下顿，和把衣物什么的送进当铺的日子。

　　就这样，1895年夏季小卓别林和雪尼随母亲走进了兰贝斯贫民习艺所。随着铁栅栏大门的关合，一家3口分开了。孩子住进儿童收容部，母亲则住进妇女收容部。两处分开不远，却都各有院墙，封闭式管理，制度严格。如每人都要脱下自己的衣裤洗了用蒸汽消毒，穿上贫民习艺所那既不像囚服又不是住院病服的那种衣服，孩子们一律剪成短发；家人会面只能在探望室，每周只能探望1次。第一个探望日，3人一见面都悲伤地流下眼泪。6岁多的小查理深切感受到这种近在咫尺却活生生地分开的痛苦，何时归家又何时才有个家呢？

　　3周之后，查理和雪尼又被转到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那是伦敦当局出于人道和责任，专门为生活无着的贫民、孤儿办的学校。孩子进去要经过体格、智力检查与试读，然后进入学校本部。孩子们生活上被照顾得不错，但校规比兰贝斯区习艺所更严。学文化、体操，还要受军训，小查理就是在这里由老师教会写自己姓名的。但若触犯了校规和有了过失，那就惨了，必须在星期五早晨去健身房，在列队而立的300人面前被体罚。轻则藤条重则木板，打的是屁股，少则3下多则6下，挨罚的孩子轻则哭喊重则晕倒。执行人是一个退役的粗壮的海军大尉，他喜欢慢条斯理的高举藤条，然后迅速地抽下去，这使孩子们十分恐怖而他本人颇为得意。

　　那一周，雪尼在厨房劳动打杂。小查理有时吃完饭离开餐厅时就去看哥哥，哥哥就偷偷拿一个夹着黄油的面包卷塞给弟弟，小查理就把它藏在衣服里带出去享受。到了星期四，小查理正和同伴们在运动场上游戏，可怕的喇叭吹响了，孩子们马上停下来列队站好。打手似的海军大尉像往常一样在扩音器前，慢条斯理地宣布星期五应当受罚的孩子的姓名。当听到是“查尔斯·卓别林”，小查理吃惊不小，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是面包卷事发，那吃藤条的应该是雪尼呀；同时大概是由于成了一出剧中的角色吧，他的神经系统这时竟然有几分亢奋。如果5岁登台，是他个性中爱冒险与标新立异的基因首次显露，那么他等待着第二次表现的机会，因此他没有告诉雪尼。

　　翌日，孩子们在健身房排列整齐，板着脸的校长审问小查理：“查尔斯·卓别林，有人告你在厕所烧火，你怎么解释？”这真是冤案一桩，当时那几个孩子在厕所中烧纸片时，查理只是进去小便，不知是哪个坏小子恶作剧告了刁状。校长继续审问：“查尔斯·卓别林你有没有罪？”才7岁的小查理一紧张竟脱口而出：“有罪”两字。于是，他被绑了脚，脸朝下横放在长桌上，由人按着，另一人从他裤子里扯出他的衬衫罩住他的脑袋。海军大尉神气活现地使用了他的特权，疼痛和耻辱使小查理几乎停止呼吸，屁股上赫然留下3条粉红色伤痕。站在队列中的雪尼，眼见弟弟受辱而哭泣。小查理一声不吭，虽然不能走路被抬到垫子上伏着，但他觉得自己胜利了，苦难与挫折使这个7龄童变得勇敢了。

　　时隔不久，查理不得不与哥哥分开。当时贫民习艺所、贫民孤儿学校的男孩年满11岁，即可由本人选择将来参加海军或陆军。如果想参加海军，他就能派到一艘训练船上去接受实习训练。雪尼当时一心要学航海本领，这也许还包含了受海军大尉鞭打弟弟的刺激的缘故。因此，他毅然离开了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走上训练船。

　　哥哥走后，又一个倒霉的事落到查理头上。那段时间学校“金钱癣”流行病，沾染上的孩子们的脑袋被剃得光光的，碘酒涂得满满的，小查理觉得那样子怪异而恶心。偏偏有一次，一个保姆拨开他脑袋上的头发，就发现了金钱癣。这回查理就忍不住哭了，因为他原本是一个整洁干净、受过良好熏陶的孩子啊。这次医治了几周才好，幸好母亲离开了贫民习艺所；等他好了，雪尼也训练完了，母亲把他接了出去。

　　但哈娜仍然难以找到工作，卓别林先生所在的戏院生意仍不太景气，给小查理的补贴难以为继。没过很久，他们母子3人只得重回贫民习艺所，小哥俩转到另一间孤儿学校。他们觉得那儿比汉威尔学校更凄凉，这是因为有一天，雪尼正在运动场上比赛足球，突然有两个保姆叫他到场外，悄悄告诉说他妈妈精神失常，已被送进疯人院。雪尼心中大惊，但怕别的孩子知道就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又去踢球。等比赛完了，他独自躲到一边哭，哭完了再告诉弟弟。

　　查理听了先是不信，继而感到绝望，怎么可能呢？他问自己，妈妈怎么会疯呢？他的妈妈曾是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那样爽朗坚强、无忧无虑，还那么年轻，怎么会一下子就疯了呢？也许是年龄不大眼泪已流了不少，也许是这两年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查理这次没哭。他只感到绝望，恍恍惚惚觉得母亲是不是要有意丧失理智、抛弃自己与雪尼呢？他仿佛看到母亲消瘦犯愁的脸上，那对美丽的大眼睛茫然无奈地盯着他而渐渐远去……

　　一周后，事情证实了，法院裁决由卓别林先生负责抚养两个孩子。校方派车把小哥俩送到了肯宁顿路287号，卓别林先生和他的第二个妻子露易丝住在那。说起来除了酗酒这毛病，卓别林先生对孩子还是爱的。而露易丝这个高大漂亮却愁容满面的女人，忧郁而烦躁。她已有一个孩子，又来了两个丈夫前妻的孩子，这增加了她的负担，使她快乐不起来。而且露易丝也偏爱杯中物，常常喝酒和咒骂雪尼，使查理害怕又发愁。她把小哥俩送进肯宁顿学校读书，7岁的查理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他十分懂事，一放学就回家帮助干活跑腿，周末下午拖地板、洗餐具。

　　一个星期六中午，查理放学回去，家中空无一人。原来卓别林先生和露易丝吵了架，两人都出去了，雪尼放了学踢球也没回。菜橱里空无一物，查理肚子也空空的，他孤单单地走出去，像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饥肠辘辘地在肯宁顿路上徘徊。菜馆、酒店的橱窗里，烤牛排、烤猪排冒着热气，肉汁卤的土豆金黄诱人……入夜，街头艺人吹响了大箫，拉起了手风琴，《金银花和蜜蜂》的乐曲，在广场上空悠扬回旋……小查理沉醉在这富有情感的音乐里，艺术的独特魅力使他忘了饥饿和孤独。可是夜已深沉，人们都回家了，艺人们也不见了，查理疲倦地回到家，喝醉了的露易丝骂着不让进门。这使同样喝醉了的卓别林先生大为光火，一失手打晕了露易丝。这不是第一次，有一回她把查理、雪尼都关在门外，他俩只得睡在一个守更人的炉子边，引起有人向“防止儿童受虐待委员会”投诉……
 

第三章　　童工、博大母爱、艺术乳汁
 
 
　　几天之后，哈娜恢复了正常。她从疯人院回来，把两个儿子接了去。虽然住在一个腌菜场旁边，每天闻酸味，但团聚生活使他们觉得那股味儿闻到心里后变甜了。这一段他们的生活归于平静，没有太大的艰难困苦。卓别林先生所在的戏院生意正常些了，他每周应支付的10先令准时支付。查理、雪尼继续去肯宁顿学校念书，哈娜重新租回缝纫机干活，有空就教查理唱歌跳舞，鼓励他参加学校的演出。

　　有一次，哈娜在街上报刊门市部的橱窗上看到一首喜剧歌词，标题是《普丽茜拉小姐的猫》。她以行家的眼光把它抄了下来，带给小查理看让他背诵。于是查理在一次课间休息时，把这歌词背给一个玩得好的同学听。不意被老师听到了，等敲铃上课时，他就让查理背给全班听，结果大家哄堂大笑。于是第二天，学校指名让这个默默无闻、有几分羞怯的小学生，轮流到每个教室去背诵《普丽茜拉小姐的猫》。查理一夜之间成为全校大受欢迎的人物，学习成绩也节节拔高。虽然他5岁那年曾顶替母亲登台演出，但这次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使人动心的表演魅力，尽管仅仅只是表演的小小萌芽。

　　虽然酒的香醇占据了卓别林先生的心，但知子莫若父。他以行家的直觉，认为儿子是个可造就的演艺之才，于是就说服哈娜，把查理交给他的熟人、兰开夏八童伶班班主杰克逊先生。说这样，一方面小查理可以凭借演戏立身成名，另一方面有吃有住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于是，8岁的查理结束了他留恋的学校生活。离开学校是查理所不愿意的，但贫穷的生活和母亲的操劳使他服从了这个选择。八童伶班顾名思义就是8个少年儿童组成的戏班，他们穿着木屐跳舞、演滑稽戏，有时和马戏班同台演出，是当时伦敦比较受欢迎的戏班。一旦入了这个行当，查理身上潜藏着的无赋就如粘合剂一样渗出来。他卖力地练习各种基本功，舞蹈、杂耍、翻跟斗、走软索，什么本领他都想学一点，搞出点名堂。他想在滑稽戏里耍杂技，就自己攒一点钱买了4个皮球和4个白铁盆子，每天站在床头连续练习几个小时。戏院早晨一开门，他就去练习翻跟斗和走软索……

　　在兰开夏八童伶戏班这一段演艺生活中，小查理有幸看到了英、法一些著名丑角、喜剧演员的表演，并曾陪伴其中几个演出。如在喜剧中扮演流浪汉耍杂技的名演员查莫，训练非常严格，演出专注认真。他还爱给别人摸骨看相，他说查理无论学什么都会记得牢，而且会很好地利用这些知识与本领，这鼓舞查理练起功来十分刻苦投入。专门把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搬上舞台的威廉斯也很吸引查理，他将《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市井无赖希普、《雾都孤儿》中的恶棍比尔、《老古玩店》中的老者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激起了查理对文学的兴趣，他买了这几本书来看，然后琢磨和模仿那几个角色。法国马戏名丑马塞林的滑稽戏新鲜奇特，他演钓鱼，鱼上钩后，他欣喜若狂的转着圈扳钓鱼竿，最后竟从水中提出来一只能模仿人动作的小狗。这使查理不愿在台上机械地重复每场演出的那套动作，他也要创新出奇。于是他在新开张的伦敦马术表演场，扮演马塞林上演的哑剧《灰姑娘》中的猫时，大胆地来了点新名堂。他带着猫的面具转到狗的后面去嗅狗的屁股，然后装出吃惊的样子举起一条腿，逗得观众大笑。而舞台监督急得跺脚，因为“你这样，皇家宫内大臣会封了我们的戏院！”

　　小查理就是这样，具有想象力，不愿墨守成规，想把母亲教给他的技巧，想把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新鲜名堂都表演出来。他不甘心跳集体舞，他很想成为一个演丑角的童伶，能演独角戏。自己1个人演1场，既可以多挣一些钱养家，又可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那就是成功的扮演一个流浪汉，剧名叫“百万富翁流浪汉卓别林和布里斯托尔”（与另一个孩子合演），剧中将集中他认为能够招来观众笑声的一切噱头。他被自己这个设想所激动鼓舞，他努力模仿《老古玩店》中的老者，杰克逊先生发现后，惊喜地当着戏班其他孩子的面宣布“查理是一个天才演员”。

　　然而，理想之国不是3天就能到达的。哈娜一方面为儿子的进步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十分担心儿子的身体健康。查理毕竟只有9岁，跳日本式的木屐舞消耗太大，他面色苍白，日见消瘦。母爱使哈娜把当了一年小演员的儿子领回了波纳尔弄3号。14岁的雪尼这时从学校出来，在河滨马路邮局当了正式的报差。哈娜仍然守着缝纫机赚取那点血汗钱，干12小时缝一打罩衫，一周的报酬最高还不到7先令。分期付款租来的缝纫机有时一到最后期限，哈娜就得干到深更半夜。查理常常在机声中醒来，看着在油灯的微弱光照下母亲俯身凑近缝纫机，脑袋周围映出一圈光，脸上反射着一片暗淡的阴影……他想自己还是要出去做事，不能让母亲再这么劳累了。想着想着，听着那单调的缝纫机声又睡着了……

　　他的母亲如此操劳，他的父亲这时情况不妙。他离开童伶班的前3个月，卓别林先生已病得不轻，当时艺人们为他举办了一次义演。讲义气的杰克逊先生率八童伶班也参加了。卓别林先生患了水肿，拖到1899年，也就是小查理10岁这年，身体彻底垮台。一天晚上，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亲情生物场的作用，查理走过肯宁顿路三鹿酒馆时，突然想向里面瞧瞧父亲是不是在里面，虽然那儿并不是他父亲经常去的酒馆。结果当他推开门后，竟看到父亲坐在里边。他病得人都有点变形了，身体肿大眼眶凹陷。他把儿子搂在怀中，问哈娜和雪尼的近况如何，并且慈爱地吻了儿子，这是查理记事以来的第一次。

　　3周之后，人们把他送进医院，善良的哈娜去医院十分伤感地看望了几次。卓别林先生回光返照，说要重新回到她和查理的身边。但这已是痴人说梦了，年仅37岁的卓别林先生，终于演绎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要办丧事了，作为法定遗孀的哈娜身无一文，想求助于演艺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卓别林家族的人，他那在兰贝斯区开了好几家酒馆的哥哥，和在非洲拥有大片牧场的弟弟都反对。据说他们的家族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由慈善团体来负担家族成员的殡葬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很丢脸面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在卓别林先生和哈娜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们不伸出手来拉一把。后来由卓别林先生的弟弟付了殡葬费，而那位开酒馆的哥哥对弟媳并没表示什么。

　　因此办完丧事离开公墓，他们去他们开的酒馆吃午饭时，哈娜毅然带着查理回到自己家里。她把剩下的一个旧煤油炉卖了，买了半便士面包。第二天从医院里领回卓别林先生的遗物，当她从一双装满桔子的鞋里拿出桔子时，一个半镑金币变戏法似的滚落出来。这，就是喜剧演员卓别林先生留给前妻和儿子的全部家当！

　　10岁多的查理这时候把自己当成了成年的男子汉，他要做工养家。他一再争取，总算从母亲手中借了1先令。星期天下午放学后去花市买了两大束水仙花，分开扎成一些小束，然后到酒馆去向一些太太小姐推销：“买水仙花呀，太太”“小姐，买一束花吧”。她们看到这小孩臂戴黑纱，一脸哀愁，知道他是为父亲戴孝，都争着买并多给几便士。靠哀伤的标志、酒馆的市场、太太小姐这些消费者，他一个下午卖了5先令，以后几天如法炮制。一天，他在一个酒馆卖完花，快步出门，竟撞到母亲的怀里。哈娜这个基督教徒，看到儿子在酒馆里卖花，坚决不许：“喝酒已经害死了你爸爸，在这种地方挣的钱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其实，小卓别林是很有经商头脑的，一般卖花的都是小女孩和姑娘，他来个卖花的小男孩，并专门向同情心强的太太小姐兜售。当他走在街上看到一些空着的商店门面，脑袋就想开了，从炸土豆片到卖熏鱼之类。可他没本钱，家里也没有。于是他说服母亲，不念书了去找工作。哈娜只好叹口气随他去了。一个英国作家康拉德这样形容一个人陷入困境时的无奈情景：“生活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瞎了眼的老鼠被逼到了墙角落里，他等待的是打下来的棍子。”卓别林当时就是这样。

　　从10岁多到12岁半，小卓别林干过许多行当：杂货店跑腿的小伙计、私人诊所的侍应生、有钱人家的小佣人、书报经售店的小报童、吹玻璃的小工友、制玩具的小贩子、印刷所的小工人，全都是临时性的。诊所的候诊病人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但清擦3米高的窗户却是他力所不逮。有钱人家的仆人也都欢迎这个聪明的孩子，但他在地下室把一根铁管子作喇叭吹时，马上就被主人辞退。在玻璃厂吹玻璃，一天没干完就被热气熏昏。在印刷所码纸，天没亮就去上工，只干了3周就患了流行性感冒。哈娜不愿让儿子做这样重体力劳动的童工，逼着他辞了这份工作重新上学。

　　在这两年中，查理一边读书，一边在放学后设法找点事做。如用他在八童伶班学到的基本功，到别人家教小孩子舞蹈。十五六岁的雪尼为了多挣几个钱放弃了邮局报差的工作，到一家轮船公司开往非洲的客轮上作号手。这样，每次出航前可预支到35先令交给母亲。

　　雪尼走了，哈娜继续培养小查理。她有时声情并茂地给他读1小时的小说或戏剧，有时让他在窗口观察行人，从他们的表情、动作及衣着打扮，来分析其心理、性格或生活中的种种可能。如当她看到一个邻居早上下楼时，就对查理说：“你瞧比尔·史密斯，他走起来好像脚步挺沉重。他的皮鞋没有擦亮，脸上带着怒气。我敢打赌，他准是和老婆打了一架，咖啡也没喝，面包也没吃，就出来了。”她一言中的，小查理当天就听说比尔·史密斯果然和老婆吵过一架。又如一个人在人行道上，有点慌张地疾走如飞，她就略带惊讶地叫一声：“咳，这位先生准是出门之前吃了伊诺果子盐（通便的轻泻剂），这会儿得马上找到厕所呀。”小查理禁不住咯咯直笑，他就在如此形式的苦中作乐中，吮吸进母亲精心喂哺的艺术乳汁。

　　然而，雪尼第二次出海后，6周没有消息，留下的35先令已吃空用尽。哈娜租的缝纫机再次被别人搬走，查理教舞蹈的微薄收入也没有了，哈娜的一个好朋友、曾是喜剧演员的麦卡西太太突然病故，这一切使得哈娜感到人生无常。雪尼还没归来，她去信询问轮船公司办事处，那边通知说雪尼患病在南非就医，情况不明，这更增添了她的精神负担。而长期缺少营养导致她健康恶化，尽管她和孩子们奋斗了、挣扎了，贫穷仍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一步不拉，苦难永无尽头。为什么会这样？她所信奉的基督教看来没能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凄惨的一幕：

　　那天中午，查理刚走到波纳尔弄弄堂口，就有几个小孩告诉他：“你妈疯了。”虽然母亲上回有过一次精神失常，但查理仍不相信。孩子们告诉他这是真的，于是他飞快跑上顶楼，看见母亲心事重重地坐在窗口，苍白的脸上形容憔悴，眼睛中露出一种忍受着痛苦煎熬才有的目光。这时查理才想到性格开朗的母亲，这样愁闷沉默、无精打采地坐在窗口已有一个多星期了。他大叫一声：“妈！”扑过去把脸贴在母亲怀中哭了。母亲仍亲切地抚摩着他脑袋：“出了什么事啦？”查理呜咽着：“您身体不好啦？”“我很好哩。”

　　“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户人家去敲门。”母亲有气无力痛苦地说：“雪尼不见了，我去找他呀，他们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他。”

　　查理心中全明白了，上次母亲精神失常时，他在孤儿学校，不曾看到。这会儿他心如刀绞，他跑下楼，房东太太告诉他，街坊们去请医生了。医生来后，略为检查了一下，写了一张“精神失常”的条子，并注明是营养不良症、饿坏了的缘故，导致如此。查理没钱叫车，只能扶着软弱无力的母亲把她送到医院去。当时是夏天、暑假，正午的太阳毒辣辣地，把这一大一小踉踉跄跄的身影投射在滚烫的地面上。可怜的哈娜话也说不出，举步艰难，东倒西歪；查理满头大汗费力地扶着她，在街坊、孩子们同情的目光下慢慢前行，成了大街上一览无遗的凄凉景象！

　　查理从医院回家时，医生曾关切地问他：“孩子，你怎么办呢？”他伤心得头脑似乎都已麻木，他没有勇气直接回家，在外面整整徘徊了一下午。回想母亲的温柔亲切、爽朗乐观、幽默语言、表演才能……后来他想到母亲进了医院，总比一个人没吃没喝、空守在那阴暗的顶楼上发愁要强。于是他这才回去，悄悄地上了楼。四壁空空的家中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壁炉上搁着一个扁扁的钱包，装着几张当票、1串钥匙和3个半便士。此外，桌子上还摆着几颗糖果，这是母亲舍不得吃留给他的。这是人世间最可贵最伟大的母爱啊，查理手捂糖果抑制不住流下悲伤的泪水……

　　多年后，他写自传写到这个情节时，仍然忍不住泪洒素笺。他诅咒命运之神捉弄人时，既不稍存怜悯之心，又不顾念起码的公道。

　　母亲被转进疯人院，小查理浪迹街头独自谋生。他避开所有认识的人，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母亲的事；也尽量避开房东太太，担心她把这情况报告肯宁顿教区的负责人，将自己送进孤儿学校。他在肯宁顿路后面一条马房巷里，结识了几个从乡下来的流浪劳动者。他们从拆房屋的商人那里买来旧木头，然后踞、劈成柴火出卖。他们从清晨一直辛勤地干到傍晚，卓别林就去帮他们干活。这些和气朴实的人喜欢上了他，给这个衣破鞋子烂的孩子吃的甚至工钱。

　　雪尼终于回来了，原来他是因为在航行途中患了风湿症，留在南非港口城市开普敦的医院里治疗。病愈后他在一群士兵中发起了一次抽彩会，赢了20英镑，这对于他们那个破船似的家庭足够维持半年了。雪尼跟查理买了一套新衣眼，兄弟俩一起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查理宽慰母亲说她很快就会复原时，思虑重重的母亲点点头：“是的。”又接着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那样了。”这句话深深烙进查理的脑海里，他多么痛恨自己的年幼无知啊。

　 

第四章　　你们需要一个扮演孩子的角色吗？
 
 
　　生活的磨难，能销蚀平庸者、胆小鬼的意志，也能激发有志者、苦心人的勇气，激励他们生发出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无论人生之路多么难行，卓别林始终没放弃自己要当一个优秀演员的理想。在当童工的那一段时期，他每逢休息日，就换上一条硬的衬衣领，擦亮脚下的旧皮鞋，准时去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羞怯地却是执着地等待机会，直到衣服和鞋子都破了为止。有一次，演员介绍所的人都走光了，卓别林还留在那。一个职员准备关门了，看到他便停下来，随口问了一句：“你这孩子来干什么？”卓别林像乞求赐粥似的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你们需要扮演孩子的角色吗？”对方反问：

　　“你登记了吗？”卓别林摇摇头，因为他才12岁多，从来没人让他登记过。于是这个职员让他进到办公室，进行了登记。

　　雪尼回来了，他也不打算再当船员了。就在为生活所迫飘洋过海时，他也同样没放弃这种人生目标，想到戏院找工作当演员。父母遗传给兄弟俩的基因，在他们分别是12岁多和16岁多时，再次显示了它神秘的暗示力量。当然，更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在不长的时间里，体验了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强烈地提醒和推动着他们去这样思维、努力。

　　在探望母亲一个月后，卓别林收到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请来河滨大街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他穿着那套新衣去了，布莱克默先生不因他小而另眼看人。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卓别林去最早发展剧院名角制度的弗罗曼先生的事务室，找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看了这张推荐条，又见卓别林自报家门说14岁了，感到奇怪而有趣。因为这小家伙是那么矮小，举手投足之间又显得那么机灵而有几分老成。

　　初次接触，小卓别林博得了汉密尔顿先生的好感，他告诉说将介绍卓别林出演《福尔摩斯》一剧中的小佣人比利。而在此之前，扮演福尔摩斯的名角塞恩斯伯里先生编了一出新剧《一个伦敦人的传奇》，先要试演。剧中也有一个角色叫桑米，他们准备推荐卓别林先演这个桑米。戏份是一周2镑10先令。汉密尔顿先生说：“这个角色要由孩子来扮演，看来他对你很合适。”

　　2镑10先令的薪酬突然从天而降，这对于12岁半的卓别林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就在前不久，他做玩具小船做到手打泡也没有这么多工钱。这时他幽默含蓄的天分显灵了，好像他应该要拿这么多，而且还少了点，他装得毫不动心地说：“嗯，我可得和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汉密尔顿先生大笑，把介绍所的职员都叫出来：“看看，你们觉得这孩子怎么样，像不像咱们《福尔摩斯》中的比利？大家上下打量他，与他交谈，都很满意，人人笑容满面。汉密尔顿先生也写了一张推荐条，让他去一个俱乐部找塞恩斯伯里先生。

　　于是卓别林受到同样友好的接待，塞恩斯伯里把戏院里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叫出来，对他评头论足一番。然后把《一个伦敦人的传奇》的脚本交给卓别林，并且说桑米是这出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让他先回去熟悉台词。

　　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一个穷孩子突然就要成为演员了，卓别林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得恍恍惚惚，他觉得自己交了好运。那本棕色封面的戏剧脚本，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的最重要的资料，沉沉地握在手中。他不停地一页一页翻着看，好多台词他还念不完整，因为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他意识到，在可以由自己作主的命运之途上，他已突破了重要的一关，抓住了一个机遇。

　　他已经不是贫民窟中的野孩子、小流浪者，而是戏剧界中的一员了。当他激动地把这一切讲给哥哥听时，雪尼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他说：“要是妈妈现在在这儿和我一起听到这个好消息，那该多么美啊，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呀。”

　　冷静下来后，两个做着演员梦的兄弟开始看剧本，雪尼把查理不会的单词和不懂的意思教给他。3天中，卓别林背下了35页长的脚本台词。排练时，连塞恩斯伯里先生都感到惊讶，想知道这小家伙以前演没演过戏。

　　《一个伦敦人的传奇》试演了2周，这出戏并不传奇，且被剧评家们贬低，但小演员卓别林却得到好评。不仅剧评家，有个著名老演员罗克也很喜欢这个孩子；他拿来一份《伦敦热带时报》，读给卓别林听“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它的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这出戏之所以招人笑，多半是亏了有这个灵活的伦敦流浪儿童。桑米一角虽然在剧中被写得陈腐而平常，但是查尔斯·卓别林这位玲珑活泼的童伶却把他演得十分有趣。以前我不曾听说过这个孩子，但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他的巨大成就。”罗克先生在给他读报评时，提醒卓别林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他说：“你看了这篇文章，可别脑袋发胀啊。”

　　脑袋发胀的是雪尼，他为弟弟牛刀小试即获成功而激动，一下子就买了一打《伦敦热带时报》，并在探望母亲的时候给她看。卓别林则逐字逐句记牢了这篇文章，并对以前演的轻歌舞、哑剧是属于技术性强的舞台艺术，而今演的以刻画人物为主的情节剧是属于艺术性强的舞台艺术这一点，有了初步认识。

　　然后，他出演《福尔摩斯》中的比利。1887年，英国著名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诞生了一位侦探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侦探集》一出而伦敦纸贵，继而全球畅销。世界各地成立有“福尔摩斯崇拜者俱乐部”，一些大学生组织有“福尔摩斯研讨会”。小说中描写的“福尔摩斯住宅”伦敦贝克街（2）221号，百余年来竟成“福尔摩斯故居”。坐落于伦敦诺森布兰街德大街10号的一家小酒店，由于建在书中描述过的一处旅馆遗址上，也被后人改为“福尔摩斯博物馆”……当时戏剧界改编“福尔摩斯戏剧”，可想而知是多么狂热。而塞恩斯伯里在英国的“福尔摩斯戏”中，被认为是扮演福尔摩斯最杰出的一位。

　　在排练中，卓别林留心观察，记下了什么叫舞台技术，怎样进行角色间的配合，怎样停顿和开始，怎样巧妙地递点子给别人让他转身或坐、立等。这出戏无论在伦敦或外省的演出都盛况空前，共上演了10个半月。在回到伦敦演出时，卓别林跟管事的争取了一下，让他哥哥雪尼进入戏班，扮剧中一个小配角。这样兄弟俩在一块儿学艺、生活、挣钱，然后租了一套好房子，把恢复了理智的母亲接到一起住，在客厅里放了一台钢琴，在母亲的卧室里摆了鲜花。母亲看到儿子们正在长大，学艺有成，感到十分欣慰。

　　从13岁起，卓别林在伦敦戏剧界渐为人识。1905年《福尔摩斯》的改编者、美国演员吉勒特来到伦敦续演此剧，剧团邀请16岁的卓别林为吉勒特配戏，继而在正剧中也用他饰比利一角。戏在伦敦西区上演，西区是上流社会所在，当了西区的演员，就意味着身份不同于那些小剧团了。卓别林跨过了泰晤士河，出入于约克公爵戏院。吉勒特的福尔摩斯一演而大红，后来欧美一些画家就以吉勒特的形象，为《福尔摩斯探案》作插图。就连希腊国王及王后也驾临约克公爵戏院观看这出戏。

　　演完这出戏后，卓别林又在一个马戏团呆了一段，当过杂耍演员。然后在歌舞短剧和笑剧中，饰演一个名闻18世纪英国的大盗和一个以不流血施行外科手术著名的博迪医生。他在外形上把自己打扮得跟博迪医生惟妙惟肖，并竭力刻画一个学者和教授式人物的性格。虽然是取笑而已，但他已在注意将自己训练成喜剧演员了。同时从16岁起，他每天练习小提琴、大提琴4～6小时，每周都请戏院的乐队指挥或乐手教他。

  

第五章　　卡尔诺的青年幻想家

 
 
　　卓别林的青春期自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他向往那些富有热情、轻率莽撞的事情和浪漫惊险的生活。在当时那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中，有时难免想入非非、陷入空茫。例如那时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叫座，他就从美国笑话书里摘编出歌曲和对话，带上一大把假胡子模仿犹太人说话，排了一出轻歌舞。没想到在台下排起来还不错，一登台就不行了，假胡子遮不住他的青春年少，那些笑话观众早已耳熟能详；他的犹太口音听起来也别扭，更要命的是剧中内容是反犹太人的，而他竟不知道。于是与他5岁登台时相反，人们扔上台的不是便士而是桔子皮。他恐慌地从台上逃也似地下来，连那几本笑话和音乐书都没带走。

　　这可怕的一晚，给少年得志的卓别林一个教训，使他认清了自己，知道自己不属于演轻歌舞剧的喜剧演员类型。

　　那么演男主角如何，他也雄心勃勃地试了一下，在《快乐少校》的短剧中扮主角，一个多情、热心的丈夫。初时卓别林激情满腔，但演少校太太的却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也是一个女酒坛子。卓别林在演出中要把她搂在怀里，一边嗅她口鼻中喷出的酒臭气味，一面还要勉为其难地去热情地吻她。一周之后，卓别林想成为男主角的壮志雄心被那杜松子烧酒气冲得消失殆尽。

　　挫折倒没有使卓别林消沉，他认定自己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擅长刻画人物性格的喜剧演员。这时正是1907年，卓别林17岁，他等待着新的机会。此前，雪尼已经进入伦敦久负盛名的卡尔诺剧团，这是一个专演喜剧、闹剧、哑剧的大型剧团，有5个戏班在英国各地巡回演出，能组织精锐班子出国演出，甚至在美国设有分部。老板卡尔诺先生原来是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正因为如此，当初雪尼多次向他推荐卓别林，说自己的弟弟有演喜剧的才能，卡尔诺先生总以他挑剔的目光说卓别林还小。

　　卡尔诺剧团那年最走红的短剧《足球赛》，由最叫座的名丑韦尔登主演。目光挑剔的卡尔诺先生仍不满意与之配戏的那个演员。因为这个，他让雪尼把卓别林叫去：“你哥哥介绍说你戏演得不错，你有把握和韦尔登先生合演《足球赛》吗？”卓别林意识到时来运转了，冲口而出：“我只要有机会就有把握。”卡尔诺先生笑笑：“17岁还很年轻啊，可你看上去比17岁还要小。”卓别林马上耸耸肩：“那只是一个化妆问题。”卡尔诺先生大笑，他从这个神气动作看到了一个喜剧演员。于是决定，一周之后由卓别林来试演两周。

　　卓别林在前面这周只有两次与韦尔登先生排练的机会，因为那位名角不高兴排来排去，他要玩高尔夫球，他每周的包银是卓别林这些小演员的10倍。排练的时候，卓别林也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韦尔登甚至因他台词念得慢而怀疑他是否胜任角色。卓别林却在暗中努力，每晚去观看《足球赛》，看他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如何演。这一看他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可以超过那个演得呆笨而不自然的倒霉人。

　　轮到卓别林时，这台戏放到了伦敦游艺场上演。那天晚上卓别林的神经紧张得像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一样，他来回在巨大的舞台后台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加默默祈祷。但乐声一响起来，幕布一升起来，就由不得他再焦急紧张。脚步一迈上台头脑反而清醒了，“按自己设计好的去做”，他背对着观众一步步走到台子中间。从表面看，他穿的是大礼服，戴的是大礼帽，脚下皮鞋还套着鞋罩，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真是衣冠楚楚。当他一转过身来，脸上却赫然“长”着个大红鼻子，出人意料。观众不由发出了笑声，以往每次在韦尔登出场前是没有这个效果的。

　　卓别林心里有底了，高招迭出：他耸耸肩，“噼叭”弹了一下手指，走起了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个跟头，手杖下意识地挥上去。结果是人刚站好，手杖挥在一个吊球上，这球“叭”地反弹到他脸上，打得他东倒西歪，手杖又扬起来从侧面给他脑袋一下，观众们哄堂大笑，乐不可支。他从从容容、轻松自如地演下去，裤子不知怎么褪下去了，一颗钮扣也丢了。他四下寻找，假装捡到了什么，拿起一瞧，马上气呼呼地扔掉：“这该死的兔子！”观众们笑个不停。韦尔登一出场，卓别林又激动地搂着他，悄声细气地说：

　　“糟糕，给我一根别针扣住裤子，快！”这些插科打诨，都不曾排练过，是卓别林自己的创意，也为韦尔登出场之后两人的表演创造了条件。

　　演出非常成功，卓别林下台后，演员们都与他握手祝贺他。那天晚上，卓别林在回家的途中，倚在威斯敏斯特大桥的栏杆上，看着夜色中闪亮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心中快乐的简直想哭，这次成功又是他的一个人生转折。

　　第二、三天晚上，卓别林一出场，掌声就响起，高明的观众并不歧视有才华的年轻演员。于是卡尔诺先生，提前与他签订了演出一年的合同，每周付酬4镑。

　　《足球赛》在伦敦上演了1个多月，然后赴各地巡回演出。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是模仿兰开夏郡痴呆型的傻瓜，这类形象在英格兰北部有剧场效果，但到南部地区就不太受欢迎了。相比之下，卓别林却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颇有些喧宾夺主。这刺激了韦尔登的妒忌心理，把自己受到观众冷淡的气，发泄到卓别林身上。在戏中一些地方，他要打卓别林扮的角色的耳光，是假装打在脸上，由别人在舞台侧幕拍出巴掌声。但韦尔登借这个机会打真的，特别是有次剧评家批评了韦尔登而赞扬了卓别林的演技后，韦尔登醋意大发，在演出时重重抽打卓别林，以致打得他鼻孔流血。事后，卓别林只有警告这位名角，如对方再敢这样，他就会用台上那哑铃砸其脑袋瓜。

　　在卡尔诺剧团的这几年，卓别林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努力把戏剧、杂技、戏法、歌舞、插科打诨、令人发笑或使人流泪忧郁的笑，自然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一种别致、清新的风格。他演艺大进，年纪轻轻便成了卡尔诺剧团的台柱之一，在丑角这一行中他挂头牌。

　　1909年春，法国巴黎的“女神”剧场邀请卡尔诺剧团去演出。卓别林随团第一次出国，固然非常激动，还有一点因素，就是他以前听一位叔叔夸耀说：英国的卓别林家族，是一位18世纪初法国将军的后裔。在“花都”巴黎豪华富丽、金碧辉煌的女神剧院观看他们演出的，有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子赳赳武夫的土耳其军官、美丽优雅的法国太太、小姐。

　　大名鼎鼎的德国作曲家、印象主义派音乐创始人德彪西，在看了卓别林的戏后，把他请到包厢见面，夸他“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卓别林诚惶诚恐，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艺术家还有一段路程，因为他连德彪西这样一位真正的大音乐家都还不知道呢。

　　这时，他觉得自己那几下子不过是雕虫小技，在英国的发展似乎到头。他很早就辍学打工，没读过什么书。如果老是在英国演丑角，一旦失败除了去干一些粗活以外，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做别的事了。但若能换一个环境，例如越过大西洋去美国，去那个独立了106年的新兴的移民国家，说不定有更光明的前景。

　　恰在此时，卓别林主演的新编短剧《溜冰》正走红时，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回到英国。他来物色一个喜剧演员，准备带到美国去演出。他看了卓别林的戏后，向卡尔诺先生提出要这个人。卡尔诺便挑选卓别林和《银猿》这出戏，赴美国演出。那年9月，卓别林随戏班乘船经加拿大到了美国纽。

 

第六章　　越过大洋闯世界

 
 
　　1909年的美国，给了20岁的卓别林什么启示呢？

　　首先是生活的快节奏，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也分秒必争。酒吧间的伙计利落地倒啤酒，让那酒杯沿着光滑的桌面滑行到顾客面前。街上擦皮鞋的飞快地抖动他的擦鞋巾，挤上油打光顾客的鞋面，卖苏打水的简直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活，他三下五除二，一团冰淇淋两勺麦乳精一下子装进杯子，“叭”地磕开鸡蛋，倒上牛奶摇晃着就送来了。再有，街上、报上、书上，到处是“意外成功”、“一鸣惊人”、“改换行业”、“名利双收”这些字眼。入夜，那些摩天大楼上争夺市场的广告，大街上、房顶上千百万盏彩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豪华商店、高大的银行、宽阔的广场像是标志着成功的纪念物，充塞着一种浓厚的物竞天择的气氛。广告彩灯也燃起了卓别林的希望火焰，激发了他的冒险之心。

　　演艺界同样鼓舞人，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人都像是从事表演的。马路上、旅馆里、酒店中甚至在百货公司，都有戏剧、歌舞、马戏、杂技演员，在公开交谈彼此的情况和交流表演技艺。开电梯的师傅、小酒馆的厨师、电车上的司机、送牛奶的工人，谈起各种表演与演员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似乎他们才是戏院的主人与老板。

　　演艺圈的新闻轶事，充斥着各种报纸、杂志的版面。有关舞台上的人与事的文章、照片通常是整版刊出，戏剧和轻歌舞剧按其在观众和专家中受欢迎的程度，像报道赛事消息那样，也编排成第一、第二、第三的名次。至于最次的，当然就会有剧评家来口诛笔伐了。当然卡尔诺剧团不用担心这点，他们在美国声名早播。因此戏班一抵纽约，报上就把他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的演员当中。

　　这一切是多么刺激卓别林，他正是需要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气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在这个冒险家和勇敢者的乐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来。

　　本来，卓别林与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一致认为，他们的剧目中有许多好剧，如《英国游艺场之夜》《溜冰》《漂亮窃贼》等，剧场效果都很好；而《银猿》沉闷荒唐不会卖座。但卡尔诺先生坚持要上它，但使英国观众认为妙趣迭出的喜剧，不能打动欣赏眼光不同的美国观众。每晚面对冷眼摇头的观众，卓别林他们感到难堪。其他戏班和一些慕名前来观看的美国演员都大失所望，不好说什么而躲开他们。连着6周，他们就好似一伙混饭吃的逃犯，在威廉斯剧院垂头丧气地偷偷出入。卓别林在失意中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他在演出间隙中，到一些旧书铺去看书买书：《英文文法》《修辞学》《拉丁英文字典》等。

　　虽然如此，美国戏剧界却注意到了卓别林个人，纽约《剧艺报》评介道：

　　“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对他倾倒的。”事实上，换了剧院到一个赴美英国人集中的街区演出时，他们大受欢迎。一个戏院经纪人看了演出后，邀他们到美国中西部巡回演出20周。卓别林随身带上小提琴、大提琴每天练习，此外，每天早晨还练拳击。

　　他们一路演出经过温尼伯、西雅图、亚特兰大等地，看到很多英国人移民到了这些城市。1910年，他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看到经历了1906年大地震的旧金山已奇迹般地恢复了，城市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乐观向上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哪怕是在剧场，也反映了这种鼓舞人的精神。《银猿》虽然沉闷，观众却都热情，场场客满、笑声不绝，戏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卓别林的名字。

　　回到纽约之后，卡尔诺剧团被人留下来，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里演出所有的剧目。如此，6周的演出大受欢迎。

　　卓别林另一个人生转折点的信号在这儿发出，可惜他当时没接受到。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为消磨夜晚时光，在街上散步时进入音乐厅，看到了《英国游艺场之夜》中卓别林扮演的醉鬼，这个年轻人当场说：“若是我有一天当了老板，就要邀请那个角色来演戏。”此人即2年后（1912年）好莱坞启斯东电影制片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粗鲁滑稽的启斯东喜剧电影的导演塞纳特。

　　赴美演出结束后回到英国，25岁的雪尼在车站接车时告诉弟弟，他已经结婚成家，兄弟俩原来租住的房子已经退掉了。卓别林在祝贺兄长时，又感到心灵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家没有了，母亲也还在疯人院里，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兄弟俩把母亲转入了一家有名的私人医院。经济上，卓别林已无后顾之忧，只是一天天感到孤寂。然后，他在浪漫可爱的春末夏初度过了21岁生日。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更爱自己的母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总有一些人对别人的出身门第、社会地位，存有一种落后的势利偏见，喜欢划分阶级、区别社会等级。卓别林心中总是感到不安，认为自己虽红极一时，但今后终将郁郁不得志。他还是要去美国发展，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卡尔诺剧团1913年再次应邀赴美。在各地巡回演出时，卓别林总是单独租住在外面，以便多学习一些东西。他说，当时他是带有一点虚荣心才这么做的。他之所以要获取一些知识，并非是出于爱好知识，而是想用学到的东西作护身符，免得因为读书少而无知被人瞧不起。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想法转变了。他找了不少书，如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惠特曼、霍桑、欧文，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英格索尔、英国的文艺批评家黑兹科特、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等人的作品。

　　在费城，他从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先生手里，看到了一份从纽约发来的电报，询问卡尔诺剧团“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同音的人？如有，请他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联系。”戏班里没这个姓的人，里夫斯说也许弄错了，是指卓别林姓。于是卓别林激动起来，东想西想。想到他们家曾有一位阔佬伯母，早年移民美国。是不是她去世了，给他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侄儿遗留下一大笔财富呢？于是，卓别林当即拍了一个电报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说戏班是，卓别林当即拍了一个电报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说戏班有一个姓卓别林的，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人。当天，回电又拍过来“可否请卓别林速来事务所，有事相商”。

　　第二天，他在这奇特的幻想支配下搭早班车去纽约。一路上车箱晃动，卓别林身子摇晃着，有点晃晃悠悠，他幻想着一个喜剧场面的出现：凯塞尔—包曼事务所是一间律师事务所，他坐在一个律师的办公桌前，听律师宣读伯母那份遗嘱。然后在文件上署上姓名，双手接过遗嘱……

　　然而，走进凯塞尔—包曼事务所时，正是卓别林的梦醒时分。这家事务所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凯塞尔先生是启斯东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证实了卓别林曾是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演过一个醉鬼的演员后，他告诉卓别林，启斯东影片公司的制片人塞纳特，想邀他代替一个叫福特林的演员拍电影。

　　拍电影，这是卓别林的另一个梦，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梦。自爱迪生定下35毫米为国际电影拷贝的标准规格后，电影便可用任何一种放映机在任何一个地方放映。因此在电影问世后不过10年的光景里，欧美的电影业飞快地发达起来，美、英、法、德、意、丹麦等国都在拍短片。人们最早是在歌舞剧院、游艺场、音乐厅观看这些短片，因此卓别林也是电影的早期观众之一。拍电影他过去也想过，到了美国后，他曾建议与里夫斯合伙买下卡尔诺剧团所有独幕剧的上演权，来拍电影，但因都是外行此事未果。对启斯东的滑稽影片他看过好几部，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知道电影这门新兴艺术的宣传作用。他认为如果干这一行只消1年，再回到喜剧团就可以成为闻名国际的名角。同时他愿意换换新环境，过过有趣的生活。

　　9月上旬，卓别林与卡尔诺剧团合同期满，戏班返回英国。他留下来前往洛杉矶，塞纳特的启斯东电影制片公司在洛杉矶郊区。

　　洛杉矶，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那里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一年四季除了冬天有短时的雨季之外，其他的日子阳光普照、温暖宜人，被称作“天使之城”。19世纪中叶，那里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后，各路拓荒大军源源开去，迅速地把它开发成了一座新兴的镇市。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美丽自然的景致风光，吸引着电影导演和制片厂。他们需要这里的明媚阳光、柔软海滩、小片沙漠以及傍着绵延海岸的大片棕榈林、葡萄园、桔树、鳄梨和飞翔在花丛中草地上的鸟儿。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在缺少灯光照明的当时，这里所拥有的充足的自然光，以及从美国、世界各地流向这里的情调各异、肤色不同的劳工、牛仔、小商贩、冒险者、流浪艺人；他们提供了拍摄电影所需的各类群众演员和制片厂里的廉价工人。再加上近在咫尺的优美景观，这都可以大大降低电影的制作成本。

　　因此，从1907年底开始，美国电影业拉开了由电影中心纽约西移洛杉矶的序幕。到1909年，美国爱迪生、埃山奈等7家电影制片公司和法国百代、梅里爱电影制片公司，联手组成了电影专利公司；从各种电影技术发明者手中取得16种专利权，从当时惟一能生产电影胶片的柯达公司取得了胶片的专供权，开始对电影经济全面控制。独立制片商，如与卓别林联系的凯塞尔—包曼公司率先举起反旗，离开纽约向西部转移，以逃避电影专利公司的控制、打击。其他公司也纷纷采取诸如法律诉讼，买通柯达公司要员获取胶片，挖电影专利公司的墙脚，争夺演员等手段进行对抗。双方冲突达白热化时，竟至枪击、投弹、武装冲突，“专利权之战”更促使美国电影业在1913年大规模西移。

　　这一切，卓别林当时懵然不知，但他已搭上了这班车。

　　西移洛杉矶的影片公司、制片厂集中在好莱坞，这块土地在1900年以前还是荒凉的。土地、房产商人韦尔科特在卓别林出生前3年即1886年，买下此处120亩土地建起乡间别墅。原籍英国的韦尔科特夫人在伊利诺伊州的家园四周环绕着冬青树林，到洛杉矶这片荒地上之后，美丽的家园时常入梦。因此1887年春，她从苏格兰运来一批冬青树苗栽在别墅四周，将新庄园命名为“好莱坞”（HollWood），意即“冬青树林”，盼望在荒地上开拓建设好新的家园。20年后山力格电影公司首先来到这里拍片，当时洛杉矶的居民还瞧不起这一行，一些房主在门前的租房广告中还注明“谨谢绝带狗者和演员”。但随着电影业全面西移集中在这一带，不到20年，它就成了世界电影之都。八大电影公司在此角逐，一百多个摄影棚、几十家洗印厂、电影机械制造厂遍布市区，每天几十部电影同时拍制。明星大街横贯全城，影院林立，乐声悠扬；华厦别墅，红灯绿酒；明星山庄，泳池花圃。在贝弗利山山顶上，一条150米长的大霓虹灯组成的“HollWood”的字样，夜夜通明照亮城区。

　　这一些，卓别林后来才知晓，因为他已站在了这块土地上。

　　当时，卓别林走向塞纳特电影制片厂时，是经过多次询问才找着的。那里丢弃着一堆堆的破铜烂铁，摆放着东一垛西一垛的木头，占地仅150平方英尺的启斯东制片厂里也是些破烂房子。他踌躇起来，考虑到底要进不进去？

　　但正是在这些破烂房子里，塞纳特首开喜剧电影之先河，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制片厂制度。滑稽演员出身的塞纳特，头年即1912年建起这个厂，演员班子是固定的，每个演员根据其外貌及特长固定在一种类型的模子里：长着山羊胡须的福特林老演被人戏弄的警长，小白脸麦克专饰花花公子，漂亮的玛蓓尔总是模特儿小姐，大块头阿巴克尔是往人脸上百发百中扔掷奶油蛋糕的行家；一队身着特制警服被称作“启斯东警察”的演员，总是笨拙地开着随时会翻的破汽车，一队身材苗条的泳衣女郎也是启斯东式的。专门有编剧部门编出故事情节，由导演部门想出噱头，然后由演员班子来拍。塞纳特在摄影棚搭起台子，台上是他的办公室，室内有浴盆，以便他沐浴时也能监督、指挥拍片，这个浴盆即好莱坞制片人专权的象征。

　　集体创作、细密式分工、制片人决定一切，启斯东制片厂这种拍片方式，即后来闻名世界的传送带式的制片厂制度的雏形。但1913年塞纳特还没完成这全部。卓别林首先看到的拍片场面是，3套喜剧班子分别在3片带景的场地上，各拍各的镜头。一个场地上在打打闹闹，一个场地上在哭哭笑笑，另一个场地上在乒乒乓乓；玛蓓尔小姐在敲门：“让我进来呀！”于是摄影机到此停下，“OK”一场戏拍完了。他没有想到电影就是如此零打碎敲地拍成的。

　　塞纳特对卓别林解释：“我们现在没剧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想到的故事自然发展演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追赶打闹的场面，这就是我们笑剧的主要结构。”卓别林看了半天，看到几个场地上的演员都在模仿福特林。他有点烦恼，他的风格与福特林相反，他不喜欢一味地打闹追赶。他认为这样演法会埋没演员的个性，而没有任何东西比个性更重要了。

　　他在厂里观察了9天，对即将开始的工作有了不少看法。他想马上工作，并与塞纳特谈起上述问题，但塞纳特说别着急以后再谈。福特林则常常在下班后带他到闹市区，与几个朋友交往，其中一个所谓的文学家，还很不客气地问：“这个英国佬开始拍片了吗？”这使卓别林心中很不舒服，他想一旦他开始工作就一定要比别人干得好。

　　这一天有了机会，因为塞纳特、玛蓓尔等全都出去拍外景了。塞纳特的副手、导演亨利准备拍一个新片，要卓别林演一个骗子。

　　卓别林第一次拍电影就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那个导演亨利不喜欢他。因为他看到要开拍了，亨利还在想笑料，这个热心人就跟导演提了几条主意。实拍时，卓别林一身笑料，演得很好。但奇怪的是片子制成时，面目全非，有“笑”果的镜头都不见了。第二部仍由亨利导演，卓别林又提出不少建议。但导演当面笑着听取，背后却一条也不采纳。即使卓别林执行了启斯东影片的拍摄原则，但只要偶尔插进自己有个性的表演，亨利仍在剪辑时把那些镜头故意剪掉，因为他认为卓别林刚进来就懂得这么多，怕他超过自己。亨利走后，另一个导演同样如此，不让卓别林做细腻的动作。卓别林忍不住发火：

　　“我是为了要拍出一些好影片，而不单单是被你们追来赶去，最后从电车上摔下来，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每周拿150美元。”那导演气坏了：“你他妈的懂什么！这行我干了十多年了。”卓别林试图说服其他工作人员，但别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连塞纳特也不听他的解释：“大伙都说没办法同你合作，你只要照我们的话去做就行了。”

　　卓别林思考着、对抗着，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洗印间、剪接室，留心观察剪辑师如何剪接片子，导演如何处理拍好的镜头，从中摸索制片技术。他飞快地掌握了剪片方法，知道出场、进场的镜头不好剪掉，便把招笑的动作、幽默的表演安排在这几处。所以，尽管导演、剪辑师无情地删剪他的表演，但卓别林仍然在他最初的5部片子里，设法保留下卓氏风格的镜头。

　　在试映《玛蓓尔奇遇记》时，卓别林紧张不安地跻身观众中，观察他们的反映。刚开始观众们都不怎么笑，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有人小声地笑，然后是大声地笑，最后是哄堂大笑。他有把握了，向塞纳特提出要自编、自导自己的笑片。但塞纳特不听他深思熟虑的计划与设想，反而叫他服从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的导演。

　　第一天，卓别林就与玛蓓尔小姐爆发了矛盾。当时在公路拍外景，其中一个镜头，玛蓓尔要卓别林拿着皮水管在公路上浇水；一辆由坏人驾驶的汽车被警察追着，开到这里在路面上滑了过去。卓别林想了想建议这样拍，他先站在水管的皮带上，水龙头不出水；他再俯身向龙头口看时，脚无意离开了皮带，水就突然冲到他脸上；这个镜头后来被很多导演、影片借鉴。但当时他话没说完，玛蓓尔小姐打断了他：“现在没时间了，照我的话做吧。”

　　卓别林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论年龄玛蓓尔小姐比他还小几岁呢。尽管玛蓓尔是启斯东影片公司的当家花旦，大家的宠儿，尽管她漂亮动人，甚至使卓别林心生爱慕之意。但这会儿，他罢工了：“对不起，玛蓓尔小姐，我不能照你的话做，我不相信你能指导我。”他说完，走到一边坐下。摄影场地上风云突变，玛蓓尔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顶撞，不知怎么办才好。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马上围拢在她身边，一起商量怎么收场。有两个演员当时就撸起袖子准备好好教训卓别林一顿。但是玛蓓尔拦住了他们，派副导演去问卓别林是否拍下去？于是卓别林走到这位漂亮小姐面前表示歉意：“对不起。我根本看不出你的安排是好笑的还是有趣的，但如果你允许我的建议的话……”玛蓓尔又打断了他：“好吧，你既然不愿照我的话做，我们就回去吧。”

　　回到制片厂后，塞纳特听说后震怒，他与玛蓓尔正在恋爱，俨如家人，这回再也不能容忍卓别林了。他马上冲进卓别林的化妆室：“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卓别林试图解释，恼怒的塞纳特坚持他确立的那一套：“叫你怎么样演你就怎么样演，不演你就给我请出去！”卓别林也决心已定：“塞纳特先生，我到哪儿干都是为了吃饭，如果你要辞退我就请便。但要讲清楚，我是认真工作的，和你同样着急，想拍出一部好片子。”塞纳特摔门而出，制片厂“烽烟”骤起。

　　当晚回住地时，卓别林把此事告诉制片厂的一个朋友，那人叹息：“你来以后演得很不错嘛，这一下糟啦。”卓别林心里也有一些着急，因为他已经爱上拍电影这一行了。他笑着掩饰自己的心情，问友人：“你看，他会辞退我吗？”“那毫不足怪，我看塞纳特从你化妆室出来时简直就疯了。”卓别林想，真辞了也没办法，反正拍了十几周口袋里已经挣了1500美元，除了回英国的路费还有不少节余。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制片厂，坐在化妆室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倒霉事。但听到的却是塞纳特和解的语气：“查理，我们来谈一谈吧。”他说，玛蓓尔和他本人都喜欢卓别林，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卓别林也说，他当然非常尊重玛蓓尔小姐，但谈到导演，他认为玛蓓尔小姐太年轻，才刚开始学做导演，还不具备指导他的资格。塞纳特让他宽宏大量地与玛蓓尔合作下去。

　　卓别林这时又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你让我自己当导演，就不会再有麻烦了。”外来演员提出这要求，在启斯东影片公司还是第一次。塞纳特沉思了一下，认真地追问：“如果你导演的片子不能挣钱，这笔摄制费谁付？”

　　“由我自己付。”卓别林说：“我这有1500美元，如果片子不能上映，这钱归你们。”“你有电影故事吗？”“要多少有多少。”“好吧。”

　　于是，卓别林与塞纳特友好地握手，卓别林专门到试片间向玛蓓尔小姐道歉，然后塞纳特请他俩出去吃饭。第二天再拍外景时，玛蓓尔甚至屈尊征求卓别林的意见，这部影片合作圆满。制片厂的演员、工作人员，包括卓别林本人在内，对这个前后剧变都一头雾水，不知究底。

　　几个月后，卓别林才摸到这张底牌。据说塞纳特本来打算忍痛解雇这个多事的英国喜剧演员，但就在那天早上，凯塞尔—包曼事务所拍来电报，催促塞纳特多拍几部卓别林演的片子，纽约各影院都需要这类片子。一般，启斯东影片公司发行的滑稽片平均一部为20个拷贝，如印到30个已是非常成功，而卓别林演的上一部已印到45个拷贝，订货单仍有增无减。市场效应，使塞纳特清醒地认识到卓别林的商业价值。

　　此外，平心静气地讲，本身是喜剧演员的塞纳特慧眼识人。他发现了卓别林，把他请到启斯东影片公司；在他给卓别林当导演时，总是由卓别林自由发挥，卓别林一提出好建议他能立马采纳。这使卓别林信心大增，确信自己在拍电影这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力。


  

第七章　　“夏尔洛”诞生在好莱坞

 
 
　　事实上，也就是卓别林跟原来的导演亨利合作时，他就表现了非凡的银幕人物形象创作思维。当时3个场地在同时拍戏，都站满了人。卓别林穿着亨利让他穿的那身新闻记者的衣服，站在一边。塞纳特刁着雪茄，正在打量一个旅馆休息室的布景。他对卓别林说：“现在我们还缺一点笑料呀，你扮一个丑角好吗，什么样的都可以。”卓别林不知应该扮哪一类的丑角，总之他不喜欢身上穿的那套新闻记者穿的服装。

　　在去化妆室的路上，他想了又想，突然有了一个形象。于是在化妆室里，他穿起一条肥大松泡的裤子和一双大皮鞋，戴一顶圆顶礼帽，拿一根文明棍。他使身上穿的每一样都显得不合适，上衣紧绷绷，裤子鼓鼓囊囊，小小的礼帽，大大的尖皮鞋。对着化妆镜一看果然别具一格，又能使人联想到什么人物。至于年龄他先有点犹豫，不知扮得年轻些还是老一点。后来考虑塞纳特过去看他扮演老酒徒的戏时，曾希望他是年龄大点的人。于是，他从化妆桌上找到一撮小胡子贴在鼻子下。这样，既使他模样显得老几分，又不至挡住和影响脸上的表情。

　　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呢？该有什么样的性格呢？他心中开始还找不到感觉，没有把握。装扮全部停当后，对着镜子做了几个动作，他就体会到了，这是个流浪汉，一个不幸、但又爱面子的流浪汉。他感到自己触摸到了这个流浪汉的个性特点，这个流浪汉已经活生生地在他心中立了起来。他走出去，站在塞纳特面前，装出流浪汉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来回踱步，挥动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捡来的文明棍。笑料、噱头在他脑袋里不断形成，并做了出来。塞纳特，这位富有热情的喜剧演员兼导演乐得哈哈大笑，这笑声更鼓舞了卓别林。

　　卓别林这样解释他创造的这个人物与性格特点：

　　“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他感到孤单，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情。你瞧，这个家伙的个性是多方面的，他期望你把他当作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可是，他只能捡地上的烟头，或者饿极了抢孩子的糖果。当然，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敢对着太太小姐的屈股揣上一脚——但是是在她们瞧不起他、得罪了他、他非常愤怒时才会那么干！”

　　他连说带做，演了10多分钟。塞纳特笑得全身直抖：“好，太好了，你现在就上场去吧。看还能玩出些什么名堂出来。”

　　于是卓别林上了场，这就是那部《玛蓓尔奇遇记》。他并不知道剧情是什么，导演怎么安排，只知道是玛蓓尔扮演的太太和她丈夫及一个情人之间的纠纷，事情就发生在旅馆休息室，他扮演的角色则穿插在其中逗乐。

　　卓别林把自己设计为只是想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流浪汉，他冒充客人进入休息室。他很疲倦了，摇摇摆摆地走了进去，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起来后转过身抬了抬礼帽表示歉意。接着刚扭转身继续走时，又绊倒了，于是又转过身去礼貌地抬了抬礼帽，以显示绅士风度。可那只是一个痰盂……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起来。其他场子上的演员、工作人员都跑过来，看这个新来的伙计拍片，边看边哈哈大笑。

　　这个穿插的镜头演得很长，一共拍了75英尺。当时无声片喜剧的一个镜头一般难超过10英尺，因此，塞纳特和亨利争论应不应全部放映，多事的卓别林插了一句嘴：“既然能逗笑，长一点短一点有什么关系。”最后塞纳特决定这个镜头映足这75英尺，大家也欢迎卓别林扮出的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卓别林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影片是《遇雨》，它只有一本（胶片长度在290公尺左右）。在无声片即默片时代之初，一部影片一般都是一本，10多分钟时间。《遇雨》很卖座，从这时起，卓别林在启斯东影片公司享有百分之百的创作自由。他主演的片子，都由自己编、导和组织演员班子。他埋头工作，在公司里钻研演技、导演技巧、摄影风格、剪接艺术。他学会了不少玩意儿，也向同仁们传授了不少东西，如舞台艺术。早期的电影首先是摹拟戏剧表演，如哑剧表演手法，有情节的无声片即哑剧，卓别林在这方面显然占有自己的优势。

　　卓别林当时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进入了一片蕴藏丰富、有待开发的领域。电影与舞台艺术不一样，舞台上的动作、位置一经排练好，固定下来就程式化了，难以独出心裁加以大的改变。拍电影则使他有一种冒险的感觉，他正开始发现电影艺术的一些神奇美妙的秘密。

　　于是他出人意外地想象不断、高招迭出：在拍《他的史前生活》中，他扮演一个梦中的史前人。那时人类没有衣穿，他披着一张熊皮从山洞里出来，看了看四周的景色，然后顺手从熊皮上扯下一把毛，塞进烟斗里点燃，滋滋有味地抽起来。单是根据这一个出场的奇妙想象，就足以编出一系列史前人的故事，展开奇特的爱情、追逐、对抗、斗争等情节。

　　这个流浪汉总是想挤进上流社会，但又总是差那么一点。在《谋生》中，他流浪街头，向一个摄影记者讨钱。当记者给他一点钱以后，这小子竟恩将仇报，趁记者不注意偷走他的照相机。同时这滑头小子手中刚有几个小钱，就饱暖思淫，还乘机调戏记者的女友。于是记者追着揍他……

　　拍《新看门人》时，其中有一场是老板开除了流浪汉，流浪汉做出哀求手势：表示他家里人多，好几个小孩要吃饭，恳求老板发发慈悲心留他继续看门……当时站在摄影机旁的一个老女演员竟哭起来，她对卓别林说：“我知道你这是在逗观众乐，可我看了忍不住要哭啊。”这证实了卓别林的设想，哑剧、笑片镜头中的动作、表情，应该真实、含蓄和注意拍出来之后的效果。

　　现在卓别林已成了启斯东影片公司的明星演员。他只要一在银幕上出现，观众还没看到他做什么，就兴奋不已，欢笑声起。他信心十足、劲头十足地干下去，他对塞纳特说：“我拍一部笑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就行了。”他感到，只要观众如此欢迎他，能这样生活一辈子也心满意足了。

　　1914年，卓别林才25岁。可他的姓已很吃香，他把雪尼介绍给启斯东公司；塞纳特马上接纳，十分乐意添一个卓别林家族的人。于是雪尼夫妇安置好母亲，来到美国。他告诉弟弟，卓别林的电影在英国放映的情况，说卓别林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时，就已经有很多游艺场的演员争相告诉他，说看到了一位新成名的美国喜剧电影演员。雪尼对弟弟说：“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

　　一举成名的卓别林，每周收入已拿到200美元。塞纳特还赠送他一张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会员证。他就在俱乐部顶楼租了一间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些藏书和一架钢琴，租金每周12元，可以享受包括很讲究的健身房、游泳池等一切设备。卓别林常在这里休息，请朋友喝酒，每周共约花75美元，过着他自言是“奢侈”的生活。当然，他主要是利用休息时在这里看书，锻炼身体，包括练钢琴、提琴、小号、拳击。

　　1914年他拍了35部笑片，其中2/3是一本，1/3在两本以上。有《遇雨》《夏尔洛跳舞》《夏尔洛当牙医》《夏尔洛当画家》《夏尔洛当看门人》《他的史前生活》等，他还在《忙碌的一天》中反串一个泼妇。这些影片都很受观众欢迎，1915年初《纽约日报》评论说“卓别林热看来取代了壁克馥热（即玛丽·壁克馥，时称‘美国甜心小姐’）。”实际上，卓别林还是刚刚开始塑造这个滑稽幽默的闹剧人物。

　　与启斯东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之前，卓别林想自己办一个电影制片公司。他在制片厂为自编自导的影片签名填单，领取所需设备时，知道购买拍摄影片的设备所需的资金，自己已经攒下了。至于洗印胶片这些设备可以不必买，花钱送到别的影片公司洗印间、剪接室去就行了。因此他动员雪尼合伙，雪尼加入启斯东影片公司后，也拍了几部很叫座的影片。他有一部《潜艇海盗》，因为有当过船员的经历，熟悉生活，在片中成功地使用了各种摄影技巧，当时在世界各地颇受欢迎。卓别林跟他说：“我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雪尼认为此事太冒险，他还是愿意领取他从未领过那么高的现成的薪金，塞纳特后来给他的薪金也达到了每周200美元。

　　塞纳特想与卓别林继续签订合同，但一听卓别林提出的每周1000美元酬金的条件过高，不了了之。

　　恰在此时，埃山奈电影制片公司股东安德森派的代表来找卓别林，拍板为每周1250美元，并给红利1万美元。于是卓别林在与启斯东影片公司的合同期满后，转到设在芝加哥的埃山奈影片公司。

　　生活不时要给卓别林添点麻烦：当来到该公司，在股东安德森家中度过了1914年的除夕后；安德森先生就出远门了，说将由公司另一个股东斯普尔先生负责一切。卓别林第二天就去制片厂上班，但既没见到斯普尔，也没有人安排他做什么。他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便自己找事做，自编自导第一部新片《他的新行业》。然而两周过去了，既没领到薪水也没分到红利，斯普尔仍未露面。同时卓别林看出这家公司仗着有美国最早拍电影的制片厂，是电影专利公司的发起者之一，享有专利权，可以进行垄断，容易满足，似乎不在乎其他公司正在制作比他们好的影片，向他们的专利权挑战。

　　卓别林质问公司的高级职员，斯普尔先生何在？人人都很窘，吱吱唔唔作不出答复。斯普尔跑到哪儿去了呢？他躲开了，当他知道安德森和卓别林签了1年合同、周薪1250美元、还要分10000美元红利；便对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做法十分担心。当时他雇的演员待遇最高的仅75美元，而他们拍的笑片都难收回成本。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卓别林这个人，于是他拍了份电报，怒问安德森“你是不是发疯了？”当他知道安德森是听别人的推荐才这么做的，更是心悬半空，干脆一躲了事。

　　但他总要回芝加哥的，一回来与几个朋友在大饭店聚会时，那些人都向他道喜，祝贺一个名角加入他们的公司。说过去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涌到埃山奈公司的制片厂，去采访卓别林的新闻。这样一来，斯普尔忧喜参半，他想到一个主意，决定做一次“民意测验”的小游戏。他塞给一个小侍者25美分，让他在大堂里找卓别林。于是小侍者高声叫喊：“查尔斯·卓别林先生，有人找您。”名角效应马上出现，饭店里一片欢腾，人们聚到一起都来找卓别林。接着斯普尔知道了在影片交易所里，当卓别林的片子尚未开拍时，《他的新行业》已经售出65个拷贝，这是埃山奈公司过去不曾有过的事。卓别林的片子刚拍完，售出的拷贝又翻了番到135个，埃山奈公司马上把售价从每英尺胶片13美分提高到25美分。

　　斯普尔终于露面，忙不迭地向卓别林赔礼道歉，并解释说他早已关照了公司，叫他们办妥所有的事。他虽没看到合同，但以为职员们是知道的云云。至于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几年以后他才亲口告诉了卓别林。

　　埃山奈公司与卓别林的合作也令人满意，专为他在洛杉矶租建了一家制片厂。公司只管出钱，艺术方面的问题全归卓别林掌管。影片任由他自编自导，演员班子任由他挑选。后来在《巴黎一妇人》中饰女主角的艾娜·卜雯斯小姐，就是这时进入他的演员班子。艾娜是旧金山一个企业家的秘书，卓别林在一次鸡尾酒会上发现了这位身材丰满、容貌姣好、性格柔顺的金发女郎。在他的竭力劝说下，艾娜终于心动，秘书不当来接受演技训练。从1915～1922年，她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与卓别林搭档9年，作为女主角合拍了20部影片。其中有《流浪者》《夏尔洛当提琴手》《移民》《狗的生涯》《寻子遇仙记》《巴黎一妇人》，他们的真诚友谊保持了一生。

　　卓别林在埃山奈公司最初的两部片子，与在启斯东公司拍的片子没有太大的区别，消遣娱乐式的，滑稽可笑。但随后有几部，就使观众和同行们感觉不俗。因为他在影片中塑造的形象与表现的内容，人情味与社会性增强了。

　　在《夏尔洛当拳击师》中，遭受失业打击的夏尔洛，闷闷不乐地把身上仅有的1美分买了一点香肠，与他的狗分着吃下去……有人雇他去参加拳击比赛，实际上是为了赚钱让他去当一个挨打的角色。而对他来说，在这个残酷无情的社会里，只要有活路什么都可以干。他耍了个巧，在拳击手套里偷偷放了一个金属环。结果他横扫拳台无敌手，不仅夺得了锦标与奖金，而且还赢得一个女扮男装的美人芳心（艾娜·卜雯斯饰）。

　　在《流浪汉》中，实业者夏尔洛在树林里，从一群坏蛋手中救出一个姑娘（艾娜饰）。姑娘的父亲、一个家境尚好的农民，就雇用夏尔洛当长工，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对农活外行的夏尔洛，竟握住牛尾巴当唧筒挤牛奶，把鸡下的蛋装在自己口袋里……他希望得到姑娘的爱情。当坏蛋再次来骚扰时，夏尔洛赶跑了他们，自己腿也受了伤。果然，他的勇气与热情引起了姑娘的好感。腼腆害羞的夏尔洛猜想这就是爱了。然而，姑娘将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他认识，这是比踢痛他的脚还要厉害的打击，失业者不如拥有土地的农民。夏尔洛在失望中重新走上流浪之途。观众看到他第一次以懊丧的、由沉重转为轻快的步伐，沿着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泥路，向远处走去的可怜背影……

　　他对自身所处社会的否定，十分巧妙地表现在《夏尔洛当银行工友》里。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的夏尔洛家徒四壁，却拥有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保险柜。上班时间快到了，他非常认真、谨慎地打开柜门，里面还有一个柜子，再打开，又一个；最后打开门从柜中拿出来的，竟然是一只一般的水桶和一把再平常不过的笤帚。他就带着这两样清洁工具去银行上班。气派的银行大厅里，颐指气使的是那些带着大礼帽的资本家、商贾巨富，夏尔洛假作专心工作，以致不留意让笤帚弄脏了他们保养得很好的脸面与干净整洁的外套……如此设计与使用大小道具，造成情节诗化与隐喻意义，新颖地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

　　“明星热”震动了电影业，可以说卓别林的飞黄腾达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并非只指他跨入电影界便获得空前的高额薪金，最主要的是市场。当时大量的各国移民来到美国这片独立才100余年的辽阔土地上掘金，东南西北中到处都在开发、开拓、建设，连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也不例外。庞大的工薪阶层加上各类其他人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低消费人群，需要大众化的娱乐。成千上万家镍币影院应运而生，一个镍币即5分钱就可看一场电影，这是当时最经济又最受欢迎的消遣娱乐方式。1914年起，豪华影院即小型舒适影院又雨后春笋般兴建，吸引了各阶层人士。镍币聚少成多，庞大的、稳定的观众队伍，推波助澜，让影院和电影制片公司赚钱、发展，也使他们不断推出好影片、好演员。

　　当时美国的报纸报道，卓别林每拍摄一部新片，声望名气便随之提高一级，影片的市价也上涨一位数。在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百货公司、商场甚至药店，都开始出售玩具商模仿卓别林扮演的角色制作的玩具、肖像。一些歌舞团的姑娘们也不怕难堪，贴上小胡须，穿上肥大的裤子和皮鞋，戴上男人的礼帽演出模仿卓别林的节目。如著名的齐格菲轻歌舞团的姑娘们就唱着《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的歌，大跳模仿卓别林走鸭步的舞蹈。

　　中国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卓别林大名一出，就是各种各样要求做广告的联系函件，也使他应接不暇。如书籍、服装、香烟、牙膏、玩具、蜡烛等，还有今天一叠明天一堆的影迷来信。更有甚者，有次洛杉矶《考察家报》给卓别林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转告一家公司拍来的电报电文：愿出2.5万美元请卓别林来纽约马戏场登台，每晚15分钟，为期两周，此举并不妨碍其正式工作。这，诱使卓别林向安德森先生请假2周而未果；但答应只要卓别林再给埃山奈公司拍一部2本的笑片，就由公司偿付这2.5万元。雪尼与启斯东公司的合同一满，赶紧过来帮弟弟的忙，做他的经纪人。

　　埃山奈影片公司把卓别林喜剧片的拷贝，成百上千的卖向市场。1915年卓别林在这家公司拍了12部片子，1916年拍了2部，1918年还给他们拍了1部，共15部喜剧片。除了《公园里》《在海边》是一本的长度，《卡门》是四本的长度外，其他均为2本。这其中就有让人笑得肚子痛的《流浪汉》《赛拳》《夏尔洛当水手》《游艺场之夜》等片。

　　这一年，电影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格里菲斯改编导演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诞生了。它是一部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家园的故事片，虽然这部影片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偏见，但西方电影理论家在批判他的种族主义色彩的同时，肯定了格里菲斯对电影成为一门艺术的巨大贡献：影片第一次采用了全景画面、大特写镜头，并对当时能运用的摄影技巧全都加以改革性、创造性的运用。《一个国家的诞生》使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获得了承认，它也是好莱坞艺术称雄世界的开端。

　　卓别林将格里菲斯拍摄的每一部影片都观看了，学习、借鉴他的经验，吸取、注意他的教训，进一步提高自己编、导、演、摄、制的能力。西方有的电影史学权威，把1914～1916年看作美国电影的过渡时期。他们评论：“在这段过渡时期里，格里菲斯和卓别林令人惊奇地掌握了电影的艺术形式。”

　　“通过格里菲斯和卓别林的作品，电影才开始具有一种语言和结构。”

　　以卓别林的电影镜头为例：他身体挂在轮船甲板的栏杆上，船在惊涛骇浪中起伏前进。他双脚乱踢，显然是忍受着什么可怕的痛苦，晕船呕吐或是快掉下海去，使人十分担心。正在这时，他转过了身，镜头拉开，原来他用手杖钓起了一条大鱼，拉了半天才拉上甲板。另一部影片中，观众看到他的妻子因为他嗜酒，坚决离开了他。他背对着观众，望着桌上摆着的他妻子的照片，肩膀上下抽动，像伤心至极在哭泣。但镜头移动时，观众却发现他在若无其事地使劲摇动一瓶香槟酒。这种新奇的电影语言，拨弄着观众的心弦，造成他们情绪上的亦悲亦喜，使得他的喜剧片魅力无穷。

　　更重要的是，卓别林意识到在拍笑片时，如果事先没有一个精心构思、较完整的情节，就不大可能获得成功。启斯东影片公司那种没有剧本的半即兴式创作办法，在电影初期阶段是可行的，再发展下去就不适应观众的需要了。因此，他在动手开拍前，就重视打剧本腹稿；力图设计较多可笑的镜头和情境，尽量把它们形成一个连贯的、严谨的情节。
 

第八章　　电影界的打工皇帝

 
 
　　那年底，卓别林与埃山奈影片公司的合同未到期，就有许多公司以优厚条件邀他加盟。这些公司的总部、办事处一般都设在纽约。1916年1月雪尼就到纽约去处理这些事情，最后与当时最强大的独立制片公司之一的互助影片公司达成协议。

　　卓别林赴纽约之前，他敬佩的莫逆之交、著名演员纳特·古德温忠告他：

　　“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只会毁灭了他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身之前，卓别林给雪尼拍了一个电报，告诉自己动身和抵达的时间，然后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这是一列慢车，经过几个州、市，5天才能到达终点。火车驶进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站时，卓别林脸上抹着肥皂沫在刮脸。一群人在车停稳后冲进车厢大喊大叫：“他在哪儿？”“查理·卓别林在哪儿？”“我就是，有什么事？”他应声答道，这一下麻烦来了：“我们代表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下去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卓别林被这突如其来的“崇拜”吓呆了：“我不能……瞧我这样子。”

　　“没关系，没关系，查理，只要穿一件晨衣就行了。走，这就去跟大家见见面吧。”

　　他赶快擦了脸，也不再刮剩了一半的胡子，一面扣衣扣一面下车去。

　　站台上旗帜、横幅飘扬，人群欢畅，市长尽量提高着嗓门致词：“卓别林先生，我谨代表阿马里洛全体崇拜您的人……”欢呼声一再打断他的开场白，人群把卓别林与市长挤到了火车旁边，警察们过来“营救”；“快退，退后点！”好不容易才回到原地，市长用一个汤匙敲着桌子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发表演说：“卓别林先生，您的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吃点三明治，喝点可口可乐。”

　　卓别林只好站在桌子上，对拥挤的影迷表示感谢，说毕生不会忘记此事云云。

　　原来，他的电报当时要通过阿马里洛、堪萨斯城、芝加哥中转到纽约。各地邮电局的电报生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各地的报馆，各报馆又把这消息公开给了各地的读者。

　　卓别林激动地回到车上，又兴奋和发愁地接到几份电报：“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已备下轿车，供您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

　　“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

　　火车驶进堪萨斯城，铁道两边的人们向他挥舞着帽子，站台上警察对水泄不通的人群束手无策。这回他只有爬上车顶去感谢影迷们。更多的电报飞来，邀请他参观学校、工厂、剧院、市政厅……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铁路沿线人越来越多。到站后，人们在出口处夹道相迎。他被领上轿车送到布莱克斯通旅馆，稍事休息。又收到一份吓人的电报，纽约警察局拍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警察局长请他不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那里已人满为患，提示他改在第125号街车站出站。

　　卓别林想，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几出胡打乱闹的喜剧片就引起如此哄动，那么也许不乏有人利用这种群体崇拜而招摇撞骗吧。他过去老想要人们注意自己，如今却反而感到几分困惑孤独，觉得和群众隔开了。

　　雪尼来接站，在轿车上压低嗓门告诉查理：“自从你离开了洛杉矶，报馆每天发布新闻简报。”他递过一份报纸，黑体大字赫然入目“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是“查理在隐蔽中！”他轻声告诉查理他已经和互助影片公司谈妥，从1916年至1917年工作67周，每周报酬1万元共67万元。一俟体验合格，签署合同先付15万元红利。这是电影问世以来，演员第一次拿到这么高的报酬。

　　签署完合同的那天傍晚，卓别林漫步在纽约时报广场。华灯初上，《纽约时报》大厦楼顶，电灯组成的字幕新闻闪耀在夜空中“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年薪67万美元合同”。他听人们惊奇地发出议论声，已毫不激动，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样。他奇怪一周内发生的事，使他的情感始终处在激动亢奋与不知所措中。现在呢，大厦上的灯光新闻、街头报纸的照片、消息，在提醒他趁早离开这个花花世界，回洛杉矶去履行新的合同、开始新的工作。

　　互助影片公司在洛杉矶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派考尔菲尔德先生为代表处理日常事务，配合卓别林工作。卓别林组织了一个演员班子，在阳光和煦的1916年4月开始完成一部又一部喜剧片。那是他自认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才27岁的他年轻力壮、无忧无虑，成就、金钱波涌浪叠般向他涌来。他年纪轻轻，从影仅两年就能表现出电影演员、导演、编剧的优秀才能，获得高度的成就与巨大的声誉。这是因为他具备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潜在素质，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没有那种暴发户心理和短期行为。这样，他在自满意得的情绪刚起之时，就能不被一时的成功和名气冲昏头脑。

　　他曾谈到，开始拍片时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迎合讨好如此爱好他的影片的观众。他只要把自己知道一定有把握成功的那套，把那些准能引起他们感兴趣和开心的笑料，供给他们就行了；即使那些笑料与人物真正应有的动作毫不相干，也不管……

　　就在1916年夏天，《夏尔洛当救火员》上映的第二天，他本人感觉良好的时候；一个素未谋面的影迷给他写了一封信，意思是以前观众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最近是他被观众牵着鼻子走。这位观众坦言道：“我很担心您会变成观众的奴隶。……夏尔洛，观众是喜欢做奴隶的。”

　　这个意见对卓别林来说，不啻于泼了一盆冷水。他对自己冷静地分析了一番，认识到编剧技巧要提高、发展，但不能纯粹地投一般观众所好。每一个初具雏形的笑料，要将其发展成一部笑片，必须经过合理的归纳。如果笑料不合剧情发展的逻辑，那么不管多么讨笑也不应采用。流浪汉不能一成不变的根据本能、围绕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要求进行活动，随着每一部新的笑片与观众见面，他的个性成分就应变得更复杂，并充满了感情。而这样某些打闹动作就受到了限制，因为打闹动作需要绝对符合人物心理。笑料和情节要按事物的逻辑顺序紧密联系着展开，才能“包含着许多思想和新鲜玩意儿”。这样，才能恰到好处给予观众真正期待的东西。

　　至于幽默，他的见解是“所谓幽默，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的细微差别。换一句话说，通过幽默，我们在貌似正常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要的事物。幽默还增强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由于幽默，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人生中可以较少受到打击。幽默促进了我们调和的意识，同时让我们看到，那些夸大了事态严重性的话中隐含有荒谬可笑的成分。”

　　他这样解释人的思想的产生和人生，“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经过不断地苦思，直到令人发狂的程度而产生的。你必须能够长期熬受痛苦，并且满怀热情。”这样，脑袋就会“变成了一个瞭望台”。而“人生是由矛盾和痛苦组成的”，他编制笑剧和设计细节即以此为根据。

　　这时的卓别林，思维如天马行空，一天几部片子的情节与镜头都能想出来。然后进行筛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当然，也经常有思路堵塞、江郎才尽之时，演员们看着他干着急，考尔菲尔德先生平静外表下掩盖的暗示：时间过去了，开销又增加了一笔；这使他感到难堪。每当此时他干脆暂停拍摄，把自己关在化妆室里来回踱步，背着手搜索枯肠，要不就坐在布景后面竭力思索、推敲办法。有时候一天白白地泡过去了，考尔菲尔德装出轻松的样子问卓别林：“思路有了吗？”卓别林会嘟哝一句：“糟糕，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我这回真是完蛋了！”

　　有时候一天眼看要过去，卓别林所有的设计、念头都不理想，准备离开制片厂时，仍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再苦思冥想一次，高招突地跳出，真是“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考尔菲尔德先生伸出了大拇指，演员、摄影师、工作人员们一扫紧张、焦急情绪，聚光灯亮了，摄影机转动了，笑声传遍了制片厂每一个角落……

　　《夏尔洛当提琴手》《夏尔洛拍电影》《夏尔洛溜冰》《当铺》《流浪汉》《移民》《越狱》一部一部的精品推出来了。在《夏尔洛在游艺场》一片中，他大胆尝试一身兼演绅士与懒汉两角色。从1916年4月至1917年，他为互助影片公司共创作、导演、主演了12部2本以上的喜剧片。技巧上日渐成熟，对影片结构与影片的社会功能的把握也加强了，历史感与社会批判已渗入到追打笑闹之中，体现在流浪汉与他人的关系上。

　　第一部片子《百货公司巡视员》主要的进步在技术方面：卓别林将自动扶梯与电梯等现代机械搬进影片中，并设计了两个相貌、身高相像的人物，一个是百货公司巡视员，一个是流浪汉。被百货公司录用的巡视员偷了公司的钱，却不意碰见了混进公司的流浪汉。面对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双方都吓了一大跳。巡视员疑惑面前是否有面镜子，于是举手、抓头、放手、歪脑袋……流浪汉也赶快做出同样的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是一个人在照镜子一样。后来公司的一个大块头保安员发现出了问题，把流浪汉当巡视员抓，流浪汉跳着芭蕾舞步避开其袭击。凶神恶煞的大块头在自动扶梯上追赶逃下梯子去的流浪汉。流浪汉好不容易从上升的自动扶梯跑到底部，没劲了停下脚步松口气，扶梯马上又升上去，差点被跑下来的大块头抓住。他一惊又拼命往下跑，大块头使劲追，但总是差一点。流浪汉跑得精疲力竭，动作慢一点扶梯又升上去，吓得又没命地跑……令人捧腹不已。

　　而《夏尔洛当提琴手》重在感情色彩：流浪汉满怀着希望在城里寻找着温饱，影片开头即是一家大酒店的转动门，门下面可见一双奇大怪异的旧皮鞋。小提琴声传来，暗示流浪汉以拉小提琴谋生。酒店里有5个乐师组成的乐队为人们演奏，获取小费。流浪汉不知其中奥妙，他把帽子伸向一个个顾客乞讨。他被酒店的人赶走后，来到乡下。看见一个被吉普赛人收留的姑娘

　　（艾娜饰）在洗衣，于是他空着肚子彬彬有礼地为姑娘演奏，博得了其好感。这被其他吉普赛男人视作破坏了吉普赛人的规矩，他们恼怒地鞭挞姑娘，追逐提琴手惩罚他……一座豪宅中，一个贵妇人在看一张小姑娘的照片，面露悲蹙沉思的神情……

　　流浪汉凭机智勇敢救出了姑娘，却被吉普赛大汉抓住把脑袋按在洗衣桶里……后来他们终于坐着大篷车逃跑了。他们在风景优美的野外露宿，提琴手把自己一只臭袜子洗干净，然后为姑娘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的灰尘，用铁榔头砸开鸡蛋来吃……他们有了感情。他们又碰上一位画家，画家让漂亮的姑娘做模特儿，给她画了一帧像。这幅画在一次画展中获得了一个奖。贵夫人来到画廊参观，看到了那幅画，发现画上姑娘的手臂上的一处胎记。夫人激动得要倒下，人们扶着她，画家走了过来。原来画上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小时候弄丢了被吉普赛人收养。

　　于是，画家带着贵夫人找到了她女儿。提琴手发现紧紧拥抱着的母女，他跑过去推开夫人，怀疑她与她丈夫对姑娘怎么样。画家告诉了他这一切，母亲送钱给他表示感谢，他推开钞票……母亲把女儿拉上车和画家一起开着汽车走了。已爱上姑娘的提琴手希望破灭，垂头丧气靠在大篷车上。这时汽车上的姑娘坐不住了，拿起望远镜向后看着，眼里含泪。她母亲发现后吩咐司机把车开回去，姑娘跳下车，跑过去抱着提琴手，惊喜的提琴手拾起琴，从大篷车上拿出帽子和手杖，跟姑娘上了汽车远去。故事情节复杂，起伏跌宕，令观众同情、悲喜交加。

　　他在《夏尔洛夜归》中演的是独角戏，只是开场时出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喝醉酒的绅士送回家。卓别林扮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绅士，演的是在自己家中的独角戏。一个人在银幕上折腾了半个小时之久，却使观众无厌倦之感，反而觉得新奇有趣。这得益于他从观众心理出发的夸张的想象，妙趣横生的设计、表演。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他的家具、摆设、装饰品。因为他醉眼迷朦，又不能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样就连平时摆放在那不动的家具、设施都“不听话”了。作为一个绅士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成了一场战斗似的：桌子转动起来，就是要他拿不到威士忌酒瓶；楼梯的梯级也在他脚下向后退缩；铺着的熊皮活过来，张牙舞爪地要咬他；大钟摆也像是要扼死他，连床柜也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他精疲力竭地躲进了浴室的澡盆……真是想象力奇特丰富，风格奇诡夸张，评论家说：“真是亏他才想得出。”

　　他研究了摄影机的位置与表情、动作的关系，在拍《溜冰》时，他改变了一下摄影机的位置，结果成了这样：夏尔洛混进了滑冰场，开始大家都瞧不起这个衣衫破烂还来寻欢作乐的流浪汉。但有点小聪明的夏尔洛一下就学会了溜冰，他翘起一只脚滑起来，花样翻新吸引了人们。不料他得意忘形之下控制不住，转着圈一路滑过去跌倒在人群中间，害得全场大乱，人们纷纷倒在冰面上，塞满了整个镜头。流浪汉却趁机站起身来，溜到滑冰场后面，变成背景上一个很小的影子。然后坐在观众中，若无其事地观看由他引起的这一片混乱……这样，反而要比给流浪汉一个特写镜头效果更好。

　　在《当铺》中，他对人物性格作了较为深刻的描写。夏尔洛在一家当铺找到了工作。不久，他热心、多情、好表现的性格就显露出来：工作卖力，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又挫败了一次盗窃案，得到老板的信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更殷勤地讨好老板的女儿。这引起与他竞争的另一个店员的嫉恨，影片内容继续发展时，卓别林就在看似平常的情节中，注入了“惊奇和紧张的成分”。一个顾客拿了个闹钟来修理，夏尔洛热心地接下了这活。他很严肃地干起来，十分专注，小胡子一耸一耸，他越来越认真……顾客惊讶地看了一眼，夏尔洛示意没问题。他睁圆了眼，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力，额上冒出了汗珠，嘴唇咬得紧紧，终于神情紧张地干完。顾客探着脑袋在挡板上观看，先是惊愕，继而暴跳如雷……另一个店员冷笑着叫老板。镜头抬高，越过挡板，闹钟不见了，只有桌上七零八散一堆零件。原来夏尔洛实际上是把闹钟拆开，拆开后却又无法复原。他为自己的轻率与好表现付出了代价，老板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夏尔洛，他则在另一个店员的嘲讽表情前，为保住饭碗乞求让他复职……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冲突，能使观众在产生紧张的心理之后发出笑声，同时思索起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问题……

　　从公园、海滨、银行、拳击台、游艺场，卓别林在1917年初走进了《安乐街》。他在《安乐街》中拓宽了眼界：正视贫民区里的犯罪现象和悲惨景象，对某些社会现象有了清晰的分析。《安乐街》的破旧房屋住满了穷人，他们还要受歹徒、恶棍的欺凌；教会只能使穷人们忍受，而不能让统治这条街的恶棍向善；警察竟也敌不过歹徒，派到街上值勤的人每每被打伤送回。

　　失了业的夏尔洛走进福音堂，偷了神台上的募捐款。可是当女慈善家（艾娜饰）的美丽眼睛注视他时，他马上无地自容，悔过自新成为一名新的教徒，并到警察局去应征当警察。

　　警察局长坐观恶棍在安乐街为所欲为，天真的夏尔洛被派到那里执勤。恶棍当着他的面将街边的煤气灯座杆折弯，以显示自己的厉害，企图降服他。夏尔洛毫不畏惧，搬起灯座把恶棍打倒，吓得恶棍的手下发抖……

　　恶棍带着一班手下砸掉了警察局，夏尔洛回到安乐街。他对女慈善家情有独钟，帮她的忙抚养一群贫困儿童。恶棍不放过他，带人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女慈善家的事业被毁，不幸落到一个吗啡鬼手中……夏尔洛把街边的煤气灯向恶棍的脑袋扳下去，用煤气熏昏了恶棍，但却是他梦中的胜利。

　　后来，他设法去解救女慈善家时，偶尔注射了一针吗啡，竟变得力大无穷。于是，恶棍及手下的人被他制服，安乐街秩序从此安定。现在每逢周日，安乐街上的恶棍、歹徒不得不带上礼帽，捧着《圣经》上教堂去做礼拜，路上碰见警察夏尔洛，都不得不鞠躬。这条街成了一条守公德、守秩序的地方……

　　卓别林不但在片头写上字幕“爱情得有武力撑台，宽恕带来希望与安谧”的幽默，而且在导演手法上，巧妙地用细节揭露谴责了社会内幕。如扮演警察与扮演歹徒的是同一班演员，他们只是身着不同的服装出场而已。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讽刺、抨击了警察局、教会，为穷人贫民出气。

　　《安乐街》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舞剧片，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系列社会讽刺片的开端，卓别林的电影艺术风格就此产生了较大变化。从这部片子可以看出，他是以独创的喜剧艺术手法来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见解。夏尔洛的艺术形象已不同于此前，他赋予了这个形象以越来越深刻的社会现实批判内容，使这个艺术形象第一次显示出带有普遍而深刻的思想性的光辉。49年后的1966年，卓别林回顾这一时期时，曾说：“我不再以流浪汉去投其所好。他就是我自己，一个可笑的精灵，某种在我内部的东西，我必须把它表现出来。”

　　到1917年夏天，卓别林的视线进一步深入，视野进一步开阔，由一条街到了海洋与港口，这就是在6月拍成的《移民》一片。在这部片子中，他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社会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躲避战乱的人们把没有战争硝烟的美国，看作是天堂一般的自由世界，大批的外国移民希望在美洲大陆找到幸福。夏尔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改过去单枪匹马闯荡社会的形象。他同许多人一道挤在客货轮船的统舱里，横越大西洋。他又在三等舱里碰见了孤苦无依的母女俩，夏尔洛自己虽身无分文，却很同情她们，往往是力不从心地去帮助她们，可笑地充当姑娘的保护人。

　　轮船颠簸在海上，一个歹徒偷去那母亲的项链和钱。夏尔洛发现后就去跟歹徒赌钱，赌赢了对方的钱还有一把手枪。当他转身弯腰拿自己的手杖帽子时，歹徒举起了刀想下手，却又扔下刀高高举起双手，因为头朝下的夏尔洛发现后拿着手枪从两腿之间瞄准了他。然后夏尔洛送了一些钱给母女俩。在拍到船抵纽约港时，卓别林用了一个著名的象征与对比的长镜头，来丰富他的喜剧风格：在高高的自由女神像掠过之后，一大群牛被赶出轮船底层时，一批移民也从统舱中涌出来，人与牛一起被赶上爱里斯岛。经移民局的官员检查后，夏尔洛与母女俩在港口分手，各自去寻找自由的前程。

　　但最后，在新世界里出尽洋相的夏尔洛，与姑娘又在一家饭馆不期而遇。看上去两人仍同来时一样穷困，他们坐下谈话时，姑娘无意中拿出一块镶了黑边的手帕，这暗示其母已经不幸去世。夏尔洛虽然一文不名，却大方地请姑娘吃饭。但是每当大个子堂倌把账单递给他时，他总是结不了账又要下一种食物。后来他发现大个子堂倌把一顾客交的硬币掉在地上，便同大个子斗智，用脚踏住硬币；后来终于设法拿到了这枚硬币，用来付账。但这是枚假币，于是两人又周旋起来。这时，一位有身份的顾客邀请姑娘说话，他把钱放在托碟里。堂倌找回他几个硬币，然后去找那个使用假币的人算账，夏尔洛乘机把自己的账单放在那个托碟里，度过了难关……

　　后来，夏尔洛与姑娘经过免除结婚礼仪的婚姻登记处时，向姑娘求婚；抱着她跨过门槛，这暗示两个命运相同的人将连为一体、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勇气。同以往一样，卓别林自己为影片作曲。他为这部片子定的基调，是受了一支老歌曲《格伦迪太太》的启示。曲调在凄凉中透出亲切，渲染了两个孤苦的人相依相靠的气氛。

　　敏锐的历史感，含蓄的社会批判，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打动了欧、美、亚、澳的观众。法国的观众在观看他的影片时，将他饰演的流浪汉称作“夏尔洛”（法语“流浪汉”）。从此，全世界的观众约定俗成，都把他在一系列影片中创造的这类艺术形象，统称“夏尔洛”。

　　有的评论家谈到：卓别林在艺术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出色而又朴实无华地创造了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艺术，他的流浪汉是电影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而这个风行于世的“夏尔洛”的称呼，是卓别林着了魔似地、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巨大的脑力、体力劳动才换来的。以《移民》为例，他不单是主演、导演、编剧，还亲自掌握摄影，每一个镜头都拍上10次甚至30次。他让他的摄影师罗利拍了12000米以上的胶片，最后按他的要求剪下来只剩500米，从几十个试拍的画面中选出最好的剪接起来。卓别林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四个晚上都没睡觉休息。到最后满意地离开工作现场，回到洛杉矶海滨春街的旅馆时，他已是全身灰尘，胡子拉碴，劳累得连路都走不动，倒头便睡……

　　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的合同将满，他为该公司创作的最后一部片子《夏尔洛越狱》拍得挺顺利。1917年6月的一天，他从制片厂去洛杉矶市内体育俱乐部，在顶楼他的会员室休憩。洗浴完后，他腰部围上一条毛巾。拿过小提琴，赤着脚在地毯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拉着名曲《霍夫曼的故事》。

　　他正陶醉在如诉如说的琴声中时，雪尼走进了房间。像上次一样，他又为查理带来一个爆炸性消息：“嗨，查理，我宣布现在你已经属于百万富翁了。我刚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谈了一笔交易，你替他们拍8部两大本的笑片，报酬是120万美元。”雪尼兴奋得声音都变了，可卓别林并没停下小提琴弓，他一边拉一边听，然后嘴里应道：“嗯—嗯，我想这太好了。”

　　雪尼不解地看着弟弟，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说：“真有意思，当你听到我为你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后，竟然是这样的一种反应。”

　　卓别林当时确实也有点装腔作势，他用不停地演奏来掩饰他内心的冲动。他是全世界的电影演员中，第一个在1917年夏天签订百万美元以上的合同，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这件前所未有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激动是假的。不过此时的卓别林已不同于两年前了，他听到这爆炸性消息后，既清楚它的分量又清楚它不同寻常的含义。这要求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做得更好，表现得更佳，时间要抓得更紧，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要求更高……总之，神话般地落到口袋中的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为了使工作、生活更方便些，他马上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和一个日籍司机。司机当然是在买了汽车之后雇的，那天他在洛杉矶市内，走过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品房；看到一辆当时美国最华丽考究的“奇迹”牌汽车，便抬腿进店：“这辆车多少钱？”“四千九百元。”“我要了。”对方吃了一惊，搭讪道：“您应该要看看它的机器。”老板试图再拖一拖，与突然闯进来的阔佬，再谈谈价。

　　但卓别林的时间抓得很紧，“看不看都一样。”他说完，便马上在购车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因为他急于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开始工作。但他自己还没有制片厂，于是他坐着自己的“奇迹”车去开辟新的奇迹。
 

第九章　　第一个独立制片的艺术家
 
 
　　1917年10月，他在好莱坞的正中心位置落日大道与拉布雷亚街拐角处，选中一块好地皮买下。开始建造设备齐全的私人电影制片厂，有摄影棚、胶片冲印间、剪接室和景片制作间。

　　好莱坞这个电影艺术品的生产地，正在成为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家、舞蹈家心目中的艺术乐园与精神圣地。艺术家与艺术商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一些著名作家在这里激发灵感、挥洒笔墨，一些导演与电影、话剧演员在这里勇试身手、占领银幕，一些歌剧、芭蕾舞演员在这里登台献技、展露才情，一些大企业、制片商、影院老板在这里投资买地、淘金掘银。

　　如规模庞大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靠雇佣失业演员拍廉价影片起家的。而导演亚伯拉罕则承认自己并不爱艺术，只是为赚钱从事这门事业。锡德·格劳曼投巨资建起几座大影剧院，让两辆互相射击的汽车飞驰过洛杉矶街道，车上广告牌上写着“格劳曼百万金元大剧院献映《×××》”，一时轰动加利福尼亚州。他还策划让电影明星们在“中国大剧院”门外的湿水泥地面留下手印脚印，这样，每一个影星留下一个掌印，都会传遍影都、美国乃至世界。这，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1918年的春天来临。1月21日，卓别林的电影制片厂落成揭幕，他成了好莱坞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也像锡德·格劳曼那样在厂门前新铺上湿水泥路面，穿着那双出了名的破皮鞋踏了个印记，然后又用他那根出了名的手杖在路面上签下“查尔斯·卓别林”的大名。怀着对电影艺术和个人事业的美好希望，他还在5英亩绿地上种植了柠檬、桔树、桃树和花草…

　　当时，各国一些到洛杉矶演出、拍片和游历的艺术家、名演员，都慕名拜访了卓别林，参观了他的制片厂。如澳大利亚女高音歌剧演员梅尔芭夫人、曾任波兰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钢琴演奏家、作曲家巴德莱夫斯基、俄罗斯巴芭舞演员兼作曲家尼津斯基、俄罗斯女芭蕾舞明星帕芙洛娃等。这些操着各国语言的艺术家们，同时也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本门艺术的精华。

　　卓别林通过观看各门类艺术代表人物的演出，通过与这些享有世界声誉的名家们的交往，触类旁通，了解学习了各门类艺术的特点和不同的表现力，获益匪浅。例如他分析、赞扬英国戏剧巨擘赫伯特爵士，对人物的构思设想“永远精辟过人”，“他能很容易地造成一种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不但能激发观众的思想，还能掌握他们的情绪”。他对俄国芭蕾舞大师帕芙洛娃的认识是“任何一门艺术达到它崇高境界的人是罕见的，帕芙洛娃就是达到那种境界的一位罕见的艺人。”她的舞蹈艺术“具有一种淡泊而鲜艳的色彩”。他形容尼津斯基“那种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引起我离奇的幻想。”他对意大利著名的老悲剧演员杜斯夫人如何处理出场戏和眼神、手势，都深为叹服，他描述杜斯用眼是“一切人类的智慧与苦痛都在那一顾盼中流露了出来。”

　　后来卓别林在不是练习芭蕾的年龄练习芭蕾，竟也跳得十分好。有些难度动作如双脚腾空连续击打等，竟能达到舞蹈专业水平。而他在影片中的流浪汉形象，不管多么引人发笑，只要略一停顿转换，那遭到伤害或不幸之后仍然和善忧郁的目光，就能使观众潸然泪下……

　　1918年卓别林拍了4部片子（其中一部是为埃山奈公司拍的），《狗的生涯》是在他的新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片子。他开始从结构的意义上来构思一部喜剧片：第一组镜头是失业者夏尔洛，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在职业介绍所同其他找职业的人打架的场面。同时，介绍所门外的街上，一群大狗正围住一只衔了根骨头的小狗在咬。这样，引出了下一组镜头，当受了屈辱又没被介绍职业的夏尔洛，走出介绍所时，从打架争食的群狗中救出了那条可怜的小狗。接下去的一组镜头是夏尔洛训练了这条小狗，带着它进行错综复杂的冒险活动，从卖夹肉面包的商人（卓别林哥哥雪尼饰）等老板眼皮子底下偷东西吃……当来到一家酒店中准备冒险时，又引出下一组镜头：他看到了一个也过着“狗的生活”的美丽姑娘（艾娜饰），为生存不得不卖唱，却受到老板欺负。他带着狗智斗老板，救出姑娘。这又引出了下一组镜头，卖唱的姑娘对夏尔洛产生好感……后来，夏尔洛与卖唱女战胜了恶霸、老板，并巧妙地从两个窃贼那里偷来一些钱。他们带着狗来到乡下，结婚安家，自食其力。夏尔洛做了农民，沿着犁沟用手指挖洞播种。片尾闪出字幕“当梦想成为现实的时候”，夏尔洛与妻子幸福地在一起看着摇篮：里面是他的那条狗刚生下的几只小狗崽……

　　这部3本的影片不止是结构方面的杰作，他的思想性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自1914年7月28日爆发以后，开始人们估计它大概几个月后就会结束，结果整整持续了4年。真正吃亏的是广大的老百姓和士兵们，千百万人从战壕中、工厂里、田野里，发出了“我们是人不是狗”的反抗呼声。1917年沙皇在俄国被赶下台，法、德的工人、士兵、学生、妇女也在反战，英、美大罢工的群众也喊出同样的口号。卓别林是在年底构思这部片子，在1918年初拍摄，4月开始发行的。

　　法国评论家路易·德吕克曾把《狗的生涯》称作电影界的“第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虽不无夸大，但有一定的道理。如片中，夏尔洛与妻子兴奋地笑着俯身向着摇篮，而摇篮中蠕动着几只可爱的狗崽的镜头，是蒙太奇思维运用得非常好的镜头。当观众看到前一个镜头时，都认为夏尔洛与姑娘结了婚、播了种，应收获爱情的结晶——孩子了。摇篮也提示了这个信息，结果呢却是一窝小狗崽。这个镜头既出人意料又符合情理，暗示出他们自己的孩子睡在摇篮中是迟早的事。

　　“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语）。“蒙太奇”来自法语，借用到电影艺术中即组接、构成的意思。它是电影反映生活与现实的独特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电影的基本结构手段、叙述方式，包括分镜头和镜头、段落的安排与组合的全部艺术技巧，以及电影剪辑的具体技巧和技法。电影获得了自己这个独特的表现方法，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电影形式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对蒙太奇的探索。

　　作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的卓别林，不仅这部片子中的这个镜头，常被各国电影教科书作为蒙太奇的典型例子，而且他更早一些的片子中的镜头、场面、段落，也常被理论家、导演们奉作范本。如在这部片子的前3年于1915年4月发行的《流浪汉》中：

　　第一个镜头：监狱大门外，一个看守出来，在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下一个镜头：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在河里游完泳上岸，发现他的衣裤不翼而飞，放在原地竟是一套囚犯服。第三个镜头：在一个火车站站台上，小个子的流浪汉穿着一条过于长大的裤子迎面走来……

　　世界著名悬念电影大师希区柯克认为，3条胶片就把故事的内容讲得那么清楚，主要归于卓别林具有的电影的形象化能力。

　　卓别林的电影和夏尔洛的命运，牵动着五洲四海观众的视线和心弦，数不清的信件使他应接不暇。除了赞美、要求签名，求助的借钱的比例也不少。对于那些与他童年相仿的穷人、贫民，卓别林并不吝啬，交待秘书妥善处理，设法满足。

　　但在一片颂赞声中，突然出现了不和谐音。有的来信中插着白色的鸡羽毛，它在英格兰的古老习惯中象征懦怯。于是报界马上有记者附和这种流言，说百万富翁躲避在美国，不愿为祖国作战，听任英、美士兵在前线流血牺牲云云。另一些报纸则为他辩护，说他拍电影比当兵更为国所需要。

　　实际上，他曾让医生体检过，他们认为他身材矮胖（当时体重116磅），左撇子，认为征兵官不会接受他。同时，他在文章中也表过态“我对民主事业的热爱绝不因保持我的名望而有所减损”。1918年上半年，他应财政部长麦克·阿杜之邀，同电影艺术家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两次参加为募集自由公债的义务演出、演讲，也到过新兵训练营。

　　他在每个城市吸引的群众，比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吸引的人还多。在华盛顿演讲时，他站在陆海军代表们旁边，靠着一个高大英俊的海军军官，他们交谈起来。卓别林跳上临时搭起的台子，激动地对公众大声疾呼：“……每买一份公债，你就救活了一个士兵，一个母亲的儿子！就可以早日打胜这一仗！”他过于激动，结果从台上滑了下来，栽在那位海军军官头上。他就是后来的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海军部次长。这次募集公债，卓别林一人完成了数百万。不过，他是为了那些士兵兄弟，对战争他从来都是反对的，他接下来就拍了《夏尔洛从军记》。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几个朋友时，大家都摇头，著名导演地秘尔说：“这时候拿战争开玩笑是危险的呀。”但卓别林欲罢不能，这是他第一次拍战争片。

　　有人把这部片子称作是一首“讽刺性的史诗”。夏尔洛是个有家室的人，他的妻子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带着几个孩子回家去，他刚走到门口，画面上就出现一个大煎锅，锅子迎头砸在他脑袋上。虽然他妻子没出现在画面上，但绳子上晾着的肥大如旗帜的女衬衫和母象都能戴的大乳罩，已暗示出她有多么高大……

　　不想打仗的夏尔洛终于被征入伍，离开了孩子、妻子到了前线，在残酷的环境中过战争生活。污水淹了掩蔽部，夏尔洛与耗子、泥泞、寒冷、积水为伴，想念着厉害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夜不能寐……他利用树干做成伪装，躲在阵地上执行任务。后来，他在梦境中勇不可挡，消灭了许多“德国鬼子”；并且活捉了德皇二世、皇太子、德军首领，把他们装进囚车；囚车里还有沙皇、英王、法国总统……

　　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坚持要求卓别林把协约国（英、俄、法等）的领袖们被装进囚车的镜头删剪掉。停战后，德国将德皇、皇太子装入囚车的一段也剪了去。

　　然而，《夏尔洛从军记》1918年10月20日的献映轰动了全美，它马上发行到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1月结束，战俘们尚未交换，各国士兵在陆续撤回本土。因此，它成了交战双方的士兵们最爱看的一部电影。

　　《夏尔洛从军记》的拍摄时间长，成本也高，超出了预算。卓别林想要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给他补助一些额外开销，以便他下一部能拍出更好的影片，他一心想的就是这点。并且由于他的加盟，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生意非常兴隆，除了日进斗金外，还吸引了其他影星、制片人，他们的片子容易拍、成本低、票房价值低，但每部片子要给他们25万，外加50％的红利。

　　他向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董事们提出他的合理要求，说：“我要求加钱只是为了保持我的作品的水平”，但对方拒绝了。当时电影业开了一次会，雪尼风闻到一个信息，即所有的电影制片公司要组成一个托拉斯。

　　卓别林于是与相同境况的好友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和格里菲斯联起手来，在原财政部长、威尔逊总统女婿麦克·阿杜的支持下，于1919年4月成立了联美影片公司。由于有三大明星的金字招牌，联美成了好莱坞第一流的影片公司，在全球各地成立了分公司。
 

第十章　　一部笑中含泪的影片

 
 
　　此时，卓别林的个人生活有了变化。他在好莱坞北区地米尔路买了一所住宅2000号，同时头一年10月23日，他获得没经过认真恋爱的爱情，对方是给派拉蒙影片公司拍片的哈里斯小姐。

　　提到情与性，应该说卓别林在这方面的欲望在事业面前是退居次席的。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消耗到全力地工作中去了，他总是这样认为“一夜的欢娱，等于损失了电影制片厂整整一天的工作”，他说：“性在我的生活中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最感兴趣的仍是创作。”这并不是说卓别林在这方面是个清教徒，相反他有时在这方面倒是十分强烈的。因为搞艺术的多情种子居多，卓别林亦不例外，何况他正值年轻力壮血气旺。他在自传中曾坦白直率地承认，进入青春期时曾也有过荒唐；真正成年后，摆脱了迷茫的生活状态，也曾有过几次艳遇。他还承认与美丽的艾娜·卜雯斯朝夕相处，自己最后当然会动情。但终未成其好事，于是他在美妙的事业和工作中去获得安慰。

　　他剖析自己第一次婚姻，是由于虚荣心作祟而轻率形成的，那是秘书汤姆无意提到汽车司机小野说，卓别林从米高梅影片公司股东萨姆家回来时，陪了一位从未见过那么美的姑娘。于是这句话打动了卓别林的虚荣心，他29岁了，不到30即立身成名，需要一位美人了。他从此和哈里斯小姐频繁往来、歌舞晚餐、海滨漫步、月夜幽会，终于有天哈里斯告诉他腹中有喜了。于是29岁的卓别林，心事重重地与19岁的哈里斯悄悄成婚。

　　他有过生活、工作计划，也想好好爱哈里斯，成了家他就想要一个好妻子了。但婚后第二天，真可谓证书墨迹未干，米高梅公司就挟制哈里斯签订一年的拍片合同。卓别林不同意，却劝而无效。1个月后双方即发生纠纷，哈里斯又要丈夫去谈判，解决矛盾。卓别林更不愿这个来干扰他的事业，而哈里斯婚前怀孕纯属子虚乌有，婚后仍想做电影明星。两个人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都忙于拍片，1年中彼此竟难真正会上几面。偶尔在星期天相遇，也是互相敷衍了事。同床异梦，终于导致协议友好分手。可恶的是，有些以捕捉花边新闻为能事的卑劣记者，竟在他俩分居后对哈里斯造谣，然后挑起她在报上攻击卓别林……

　　于是，众多的清教徒们有了事做，1920年春天，一支支诅咒之箭射向活的目标。第一国家影片公司也乘机发难，试图利用这个离婚事件的影响，扣压卓别林创作的新片。这部故事片《寻子遇仙记》近7本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想把它当作3部各2本的片子，这就可少付9万美元。而卓别林自己付出的是近50万美元和近一年半的时间与精力。片子共耗1.7万米胶片，共拍了2部底片，其中一部是专给欧洲观众看的。某些场面反复拍了上百次，如夏尔洛盖着一条像睡衣似的开了纽扣洞的被子，从床上爬起来那一场，就拍了2周。

　　这时，影片尚未剪辑好，哈里斯的律师在报界一边倒的支持下，扬言要没收卓别林的财产。卓别林请律师出面抵挡（1920年11月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自己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携影片底片，偷偷离开洛杉矶。躲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躲进一个旅馆租了几间房子。利用所有的地面、家具，摊开一卷卷的胶片，偷偷冒险进行剪接，因为在旅馆里存放易燃危险物品属违法行为。2000多个镜头虽然都编好号码，但偶尔错一个，就需在卧室、床上、柜上、洗手间四处寻找几小时……终于，他们在缺乏一切应有的设备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了艰巨的剪辑工作。又放映在白色浴巾上，检看明信片那样大的样片。

　　因为在接片机上已看了无数遍，卓别林觉得样片不及最初看的效果好。就事先不予公布，在当地一家影院试映一次，对影片进行一次严格考验。他自己提心吊胆的坐在观众席中，不是怕哈里斯的律师或洛杉矶、纽约报界的人追到这儿来，而是担心这部喜剧片是否成功？

　　电影开映了，银幕上出现了嵌在花边框中的一行字“查理·卓别林最新影片《寻子遇仙记》”，观众惊呼，随着剧情的展开，掌声像热烈的风一阵阵回荡在大厅里……

　　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的第一部长片，它的创作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时他虽然是联美公司的股东之一，但仍需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完成合同规定的影片数。但一有了家，有了哈里斯带来的一些麻烦，影响了他的创作能力。1919年一部三本的《田园诗》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即在联美公司成立两个月后才于6月15日上映发行。1个月后他的第一个孩子“小灰鼠”出生，但巨大的悲哀紧随巨大的幸福而来，3天后婴儿即夭折……

　　那年秋天，为了排遣愁绪，他有时去戏院看看戏剧、舞蹈演出。有次一个并不出色的舞蹈演员谢完幕后，又带了一个4岁多的男孩贾克·柯根出来，小贾克跟着父亲向观众鞠躬后，突然跳了几个有趣的舞步，懂事地向观众摆摆手，跑进后台，观众们继续喝彩，小贾克只好再上场跳了一个舞。看到这个孩子，卓别林想起自己5岁登台的情景。他慧眼识珠，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可爱个性。

　　一周后，当他与一班演员坐在摄影场上搜索枯肠时，又想起了小贾克·柯根。这是他的一种创作方式，与厂里的演员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的反应与形象常常能触发他某种思路。这时他就谈起了那个小孩谢幕的事，有人说看到当天的晨报，报道贾克·柯根被人邀去签了合同拍片子。卓别林一听就如触了电：“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接着他思路豁然开朗：“你们可曾想到小孩和流浪汉在一起生活，小孩在街上到处砸窗户，流浪汉就来配玻璃。那多有趣，可以串出各式各样的离奇事呀！”

　　他就坐在那儿一天，编排故事、构思剧情、设计动作，厂里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机会已经错过，这不是白费劲吗。后来他也醒悟过来，一个劲怪自己怎么没早想到呢！翌日，他没精打采，有人提议另外物色一个孩子，或者干脆用个黑孩子，他否定了。

　　到中午，厂里一个工作人员气吁吁地赶到摄影场，激动地告诉他：“跟别人订合同的不是小贾克·柯根，而是老贾克·柯根。”卓别林高兴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快！打电话给他父亲，要他马上到这儿来，这事非常重要！”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连办公室里的人也跑到摄影场上来祝贺卓别林。这使他想到信息不能传出去，弄不好别人也会想到用这小孩呢。于是，又叫去通知老贾克·柯根的人，绝口不提小孩的事。

　　后来，小贾克的老爸带着一副迷惑表情来了，弄了半天才明白：“啊，你尽管把这小坏蛋留下来好啦。”

　　卓别林非常高兴，有人说幼童和狗是电影里最好的演员，他很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所有的小孩，或多或少都具备一点天才，问题在于导演如何想办法使他们表现出来。他就使小贾克在影片中，很好地表现了他所希望有的效果。

　　影片的片头字幕是“一部笑中也许含着泪的影片”：一个穷苦的伦敦少妇（艾娜饰）和她情人、一个画家，生下一个私生子。她太穷了，养不了这孩子，想给他找一户有钱人家。她在一座豪宅门口，把婴儿放在一辆轿车里。谁知强盗偷去车，把婴儿扔在垃圾箱边……

　　穷玻璃匠（卓别林饰）发现了婴儿，捡回到自己住的旧房子顶楼。他用旧麻袋改成婴儿的吊床，在破茶壶壶嘴上套着橡皮奶头，给婴儿喂奶。又捡了一张旧藤椅，在座上挖一个洞，把尿盆放在它底下。就这样，带大了弃儿

　　（贾克·柯根饰）。

　　小弃儿跟着玻璃匠如此谋生：他在街上游逛，乘人不注意时扔石头砸人家的窗户，然后飞快地逃跑。玻璃匠则背着玻璃架与工具适时出现，当然就会被倒霉人家叫去。他十分殷勤地配装玻璃窗……当弃儿又举起手准备扔石头时，一个警察发现这孩子有什么鬼名堂，就悄悄地走到他背后。小孩举着石头的手往后碰到了警察的衣服，他抬起头看到背后是警察，便装作没事的样子，扔石头耍着玩。接着，他天真地扔掉石头慢慢走开，突然飞也似地逃跑，警察明白过来，咆哮着去追……

　　终于，贫民习艺所来人要把弃儿从玻璃匠这儿领走。这一大一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都不愿离开对方。贫民习艺所的工作人员开着汽车把弃儿带走，玻璃匠从顶楼上飞快地翻过许多房子的屋顶，在街道拐角处跳到汽车后车厢，夺回哭泣的弃儿。他不敢再回顶楼，浪迹于鸡毛旅店等处……

　　后来，弃儿的生母成了歌唱演员，有了钱，悬赏寻子。有人发现了弃儿，就把他从玻璃匠身边抱走。玻璃匠孤独地睡着后，梦中遇到了天使（丽泰·格蕾饰）。他求天使帮他找到幸福，天使让他也长出双翅飞上天堂。但同时天使也让警察、市民、孩子和狗都戴上鹅毛做的翅膀上了天，于是那里跟人间一样，也有很多不公道的事……

　　当他醒过来后，发现是弃儿摇醒他的。孩子见到他母亲后讲述了一切，母亲让孩子领着前来找玻璃匠。于是，他与弃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把纯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的《寻子遇仙记》，是喜剧片的一个创新之举。当初卓别林想这样做时，电影剧作家、小说家古韦曾与他争论了很久，说形式必须是单纯的，要么是闹剧，要么是正剧。二者不能混杂，否则无法演好。拍好后，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股东、经理们，也认为他拖得长，卖不到150万。

　　然而卓别林成功了，他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形象。他让小贾克穿了一件带洞的毛线衣，一条大人穿的束皮带的裤子，带着一顶鸭舌帽，这个装束似与卓别林年幼时在兰贝斯的打扮差不多。他布置的玻璃匠与弃儿住的顶楼背景，也与他当年住的波纳尔弄的那间顶楼相似。总之，影片的那些生活场景，对于英、法、美、澳的观众来说十分熟悉。

　　他写的片头字幕，是受了朋友、作家弗兰克所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中引用的一句话的启示“我只赞扬和钦佩那些含着泪谈人世间真理的作家”。影片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浓郁的人情味与乐观主义精神，十分打动人。

　　《寻子遇仙记》1921年2月公映时，盛况空前。每天都有赞扬它的简报寄到卓别林的制片厂来，大意都是它已经被评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该片第一年的卖座，就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收入250万元。卓别林分得的纯利超过100万。小贾克·柯根如卓别林第一天见到其父时所预言的，一片而红。他成了好莱坞的童星，此后拍电影挣了400多万。

　　一旦暂时卸下家庭的重担，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卓别林就有时间与精力求知读书了。他逐字逐句阅读了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其《传记》为沙士比亚的巨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他认真翻看了德国“批判哲学”始祖康德、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还浏览了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作家伯顿的《解忧》……

　　他结交了许多文化、艺术名流，与《幽默的意义》一书作者伊斯曼探讨幽默的意义；与散文集《我们的美国》的作者弗兰克讨论美国的历史；与著名长诗《桥》的作者哈特·克兰讨论写诗的目的，卓别林认为“诗是写给世人的一封情书”；哈特·克兰赠给他的诗集《白房子》扉页上题写着“给查理·卓别林，纪念《寻子遇仙记》”，书中有首诗标题为“卓别林风格”。著名神经外科圣手雷诺兹是戏剧、电影的名票，卓别林常与他争论说行医才是鼓舞人的工作，雷诺兹大夫却说“戏剧、电影能鼓舞人的灵魂”，他后来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篇中客串了探监的牧师。作家哈里斯是编期刊的，经济上常有困难，每2周面临一次停刊危险。卓别林施以援手，哈里斯赠书答谢“您是少数与我素昧平生但慨然解囊助我的读者之一，您那罕有的幽默艺术常常使我倾倒，因为我认为，凡是使我们欢笑的人总比那些使我们悲泣的人更应受到尊敬。”

　　这段时间，卓别林可以平静深入地总结一下自己的编、导、演技艺和创作规律了。他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都是新颖独创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应当在戏剧效果方面发挥其艺术感。”“对线条、空间、组织、速度等……从简单处入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自己“最不喜欢靠耍花招取得效果”。剧作家马克有次提出作家写剧本，应当以理智为重还是以感情为主来入手？卓别林认为应以感情为主。

　　他认为导演指导演员拍电影，“运用心理学是很有助益的。”他有时甚至把新来的演员悄悄拉到一边，说自己疲惫烦闷，不知该怎样导演这一场。这竟使演员忘了自己的紧张，反过来帮他想办法，结果是调动了演员的主观能动性，表演往往成功。至于对布景的要求，他说“我喜欢它能增强场面的真实感，但不要它超越了这一限度”。

　　作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见过一些聪明人总演不好戏，也见过一些笨人戏倒演得挺好”。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要成为一个好演员，需要学习。他说“我从来不曾研究过演戏的技巧，然而幸运的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伟大演员辈出的时代，有机会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虽然我是有天赋的，然而我没想到，排练的时候会发现，在技巧方面竟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初学的人即便是富有才能，也必须学会技巧，因为，不论天资有多么高，他仍需学会了技巧来发挥那些天资。”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随机应变”。又，“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对于一位伟大的演员来说，他的基本特点在于演出时热爱他自己（即自己扮演的角色）”。“但一个演员尤其要能克制自己，能保持一种内在的支配力。一场戏无论演得多么激动，但演员内心的主宰应当是沉着而轻松的，是随时都可以调整和指导自己情绪的起落的。”

　 

第十一章　　衣锦还乡英、法行

 
 
　　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在1921年8月拍成《有闲阶级》一片，于9月发行。他又筹拍一部片子，他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1913年离开英国后，他整整8年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触使了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出发之前，卓别林在纽约爱丽舍酒馆，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酒会辞行，请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英国作家爱德华、勒内女士等友人聚会。摆脱了工作重荷的卓别林，与朋友们玩游戏、串演小品，勒内女士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中“死别”的一场。勒内女士的丈夫是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于戏剧创作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勒内·梅特林克夫人演“茶花女”，她躺在演“阿芒”的卓别林的怀里，作奄奄一息状。她突然咳嗽，由轻到重，于是“阿芒”仿佛受了感染，也咳了起来。俩人似乎在比赛咳嗽，后来卓别林夸张地演到几乎咳死在“茶花女”的怀中……

　　1921年9月初，他乘坐当年来美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是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与他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32岁的他现在是真正的有闲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依在船舷边垂钓，与上钩的金枪鱼来一个“拉锯战”。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型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在纽约港登上船采访他的一大帮记者中，竟有联合新闻社、《电讯晨报》的两个人留在船上跟踪采访。于是各类电报像成群结队的飞鸟一般追逐着落到轮船上，“奥林匹克”号布告栏上每天转载关于他的报道：

　　“卓别林衣锦还乡！从南安普敦至伦敦，沿途将重现罗马式凯旋的盛况。”

　　“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和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子、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查理我的亲爱的》这首詹姆斯二世党人所唱的古老歌曲，具体表现了一周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狂热每小时将随着查理归乡所乘的

　　‘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加剧。”

　　“‘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停靠南安普敦，已有大队影迷聚集该地，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察局为此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维持秩序。……一如既往，举行胜利游行时，报纸将报道：在什么地点、角度可以最清楚地一瞻卓别林的风采。”

　　轮船先抵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英、法一批批文字、摄影记者上船，采访这个新闻人物，去英国干什么？到法国停留吗？他对当时的南北爱尔兰分治的政治形势以及英、爱条约签订有无看法？……

　　“奥林匹克”号加了燃料，深夜横渡英吉利海峡，卓别林辗转难眠。虽然母亲已移居美国，他在离开好莱坞之前还探望了老人。然而，他此时的心情就是漂泊的游子去见母亲。祖国啊！你就是母亲；伦敦啊，你就是妈妈……卓别林就这样激动着直到自鸣钟敲过4点，船靠岸了，听到英国人说话的声音了，才在极度的冲动和倦意中合上眼打个盹。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侍者把当日早报送进舱里，大黑体字母组成了通栏标题“喜剧演员归国盛况不亚于停战纪念日”、“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另一版是“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还有一条“看啦，我们的儿子”，这已经是模仿《圣经》的语句了。

　　是的，卓别林已经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以称作是他们的儿子了。卓别林在南安普敦码头受到市长和影迷们的欢迎后，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在他熟悉的滑铁卢车站下车。

　　他到家了，站台尽头拉起绳子拦住了拥挤的人群。两排警察列队而立维持秩序，留下一条出口，卓别林向那儿走去，人群发出“他来了”、“查理你好”、“他走过来了”、“查理，好样的”、“查理，你为英国人争了光”欢呼声。他上了轿车，叮嘱车子一定要走威斯敏斯特桥。沿途都是欢迎的群众，当他看到熟悉的威斯敏斯特大桥、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庄严的议会大厦时，他感到整个情景与他当年离开时一样，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群大群的人守候在他下榻的里茨大旅馆门前坪上欢迎他，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住进楼上的套间后，又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旅馆外向楼上大声欢呼，坚持要他出去。于是他几次走到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将一大把玫瑰花扔下去。可马上就有警官喘着粗气跑上来：“什么也别扔，卓别林先生，底下的人为抢您的花打起来了，他们会互相踩死的。要是有人死了，我们可要负责任。怎样都行，可别扔花，我请求您，别从阳台上扔什么。”

　　到下午4时，房间里仍坐满了友人、记者，卓别林借口要小憩片刻。等他们一离开，他就换上一套衣服，戴上一顶帽子，乘了载运行李杂物的电梯下楼。悄悄从后门走出去，租了一辆的士开到特拉法加广场，沿国会街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开到河东肯宁顿路。

　　现在，卓别林在那些心中时常想念、使他倍感亲切的地方散步。他来到母亲以前去做祈祷的教堂；又找到波纳尔弄3号，抬头看那顶楼的窗口；从前他母亲就经常坐在那窗前，贫困使她身体虚弱、营养不足导致发疯，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他下了楼继续往前走，马房巷已被一道墙堵住，劈柴人当然早已不见。肯宁顿路287号，当年他、雪尼曾同父亲、露易丝住在二楼。河滨邮局，1908年后他省吃俭用在那储存了60个英镑，至今仍存放在那。肯宁顿公园，那是他幼小时身着蓝色天鹅绒外套游玩过的地方，现在里边的草地仍然一片葱郁。后来，他走近号角酒馆，当年一些好心人曾在那里为他父亲义演。离开那儿他又去了念过2年书的肯宁顿学校，他感到运动场没有他儿时那么大了。旧地重游，他觉得过去在肯宁顿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幻……

　　对卓别林这种怀念亲情、感慨人生的内心世界，某些作家和记者不能理解，甚至把他们的肤浅分析强加在他头上。如卓别林在洛杉矶时，有个莫姆曾和他一块在市内散步。偶尔走到墨西哥人聚居的简陋街区，卓别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儿比贝弗利山（富人区）显得更有生气”。莫姆则在一篇文章中不真实地描写：当他们走到贫民区后，卓别林“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语气说：‘你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全部是虚伪的。’”莫姆说：“我想，他是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拘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少年时代过的是极端穷困的日子，抱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却一直在怀念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

　　莫姆先生此言差矣，有谁会怀念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的穷困？又有谁会怀念贫民孤儿学校的无情鞭挞呢？卓别林说：“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只使我歪曲地解释了价值标准，过高地估计了富人和上流社会的品质和美德。”“相反，财富与名声教我学会了怎样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上流社会，在接近那些知名人士时，发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具有缺点的。由于有了财富和名声，我才知道轻视宝剑、权杖和马鞭的象征，将他们看作是势利的标准。”“正如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我就是我自己这样一个人：一个个别的、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一个具有祖先遗传的那种奋发进取精神的人。”

　　在里茨大饭店里，一些打字员小姐在卓别林秘书的指点下，把寄给卓别林的7万3千封信、明信片、电报、包裹分类。这其中28000封是请求援助、借钱的，从20先令到1万英镑的都有。几千个女子吐露爱慕之情，671人与他攀亲。商贾业主、不出名的发明者和临近破产的企业家邀他入股。有慷慨的人要送他旅馆、文物、名画、汽车、金表，有心机的人向他推荐可以演戏的神童与变性女孩。有一个人寄上当票，请求卓别林赎出他祖母典当进当铺的假牙（金子做的）。有个影迷要卓别林赔他7先令6便士，因他在饭店前抢卓别林扔下的花时挤掉了帽子。许多信封上，仅写上“ToKingCharliey”（寄查理王）。

　　在伦敦，卓别林想要使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些变化。如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获取一些新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总之是想开开眼界、拓展视野。

　　爱德华跟他安排了在加里克俱乐部的活动，那家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是著名的艺术家聚会之所。卓别林在那里会见了一些作家、艺术家、戏剧家、画家、演员、建筑师。他们有的因在某一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巨大，而被英国皇室册封为贵族封号，如创作神话故事剧《潘彼得》的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爵士，作家、演员兼戏院经理的班克罗夫特爵士等。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旋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亲王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呆了多久？”“1913年就去了。”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位于优美的泰晤士河畔的詹姆斯·巴里爵士家里，爵士把卓别林领到一个窗口，指着对面房子的一扇窗户告诉他，那就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伯纳的卧室。爵士说：“我有时晚上看见那里有灯光，就对准那窗户扔几颗李子核或樱桃核。他如果有空高兴说话，就会推开窗户两个人聊上几句。如果他无意交谈就不开窗，或者熄灭灯光。”巴里爵士调皮地说：“我一般扔3次，他没反应就不再扔了。”

　　翌日，卓别林和爱德华一起出门。爱德华提议去拜访肖伯纳，卓别林有些犹豫，因为事先没约好。爱德华说：“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嘛。”他把卓别林拉到那，按响了门铃。卓别林突然害怕起来：“还是下次再来吧。”他扭头就往街上跑去，爱德华怎么劝说，他也不去了。10年以后，卓别林才有机会见到了肖伯纳。

　　卓别林动身前往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法国的评论家对卓别林的艺术推崇备至，1920年著名评论家德吕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是全世界最闻名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使圣女贞德、路易十四和克雷孟梭相形见绌。我看不出耶稣和拿破仑有什么地方能和他相提并论。”

　　他去巴黎事先并未声张，但也未逃脱影迷们的敏锐的触觉。他们高呼着他创作的人物形象的名称“夏尔洛万岁！”冲破警戒线，热情地拥挤着。卓别林几乎是被警察举起来，塞进汽车，送到旅馆的。

　　一进房间，电话铃每隔10分钟就要响起。原来，财阀摩根的女儿安妮·摩根小姐正在为重建第一次大战时遭到破坏的巴黎，发起募捐活动。希望举行一次游艺会，请卓别林出席放映他的《寻子遇仙记》。

　　卓别林又去到柏林，然后再回巴黎参加在著名的特罗卡德罗宫举行的募捐义演。法国政府副总理向他授文艺勋章。在部长致词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老是撺掇他“小伙子，你要接受荣誉勋章”，“他们骗了你，小伙子。这种勋章不对，你领这种还不够分量，你要领那种有红色绶带的。”

　　授给卓别林的文艺勋章，奖状上的字样是“查尔斯·卓别林：戏剧家，艺人，民众教育学士”。能得到这种光荣，卓别林已经感到十分的荣幸和非常的快乐了。

　　接下去，卓别林想工作了，旧地重游已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他舍不得离开祖国，但他的事业在美国，如果再在伦敦呆下去，他就会感到太闲散无聊了。想到深情厚谊的影迷和朋友们，想到盛情款待他、给予他表彰与赞扬的名流、艺术家们；想到那些守候在车站、码头、旅馆、剧院的英、法群众，特别是想到自己被警察从他们身边推开，塞进汽车，而未能向他们亲切致意，他感到很对不起他们。那么，只有埋头工作，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才会感到生活方向明确，对他们有所交代。

　　卓别林漫游欧洲于1922年返美后，纽约广大市民、影迷又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再一次使他陷入沉思，并且把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回顾了一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影片是不坏的。可是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因此，只能这样嚷嚷罢了。“要是能做一点称道的有功劳的事，例如像《夏尔洛从军记》《移民》《流浪者》；如果能帮助解决失业等问题，然后再来答谢这些欢迎的群众的话，那该有多好！……”

　　他一回到洛杉矶，马上就去探望母亲，告诉老人家重返伦敦的情况。而哈娜太太已经知道儿子回英国引起的哄动，与英、法群众及社会各界欢迎他的盛况了。过去一直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演员的哈娜太太，这次一方面说“太好了”，一方面又问他：“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却要过演戏这种空虚的生活呢？”听了这话，卓别林不由大笑：“您还说呢，就是因为您的原因，我才过这种空虚生活的嘛。”老人略微沉默了一下，大概是联想到往事。她说：“要是你能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上帝，你想想这能拯救多少灵魂。”儿子又笑了：“那样我可能能救几个灵魂，可是救不了穷苦啊。”

　　原卡尔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里夫斯，这时跟卓别林做事当他的制片厂的经理。里夫斯太太在卓别林返英期间，经常去照顾在夏天从英国来的老人。里夫斯太太告诉卓别林，他走了以后，老人身体不错，几乎没有发过精神病；情绪也很好，谈吐风趣，常幽默地回忆过去一些轶事，逗得她和看护小姐哈哈大笑。有次，她和看护小姐陪老人去市里买衣服料子，店员推荐给老人一种淡褐色的布，大家都认为合适，可是老人不喜欢，“不好，不好，那颜色太素净了，我要鲜艳点的。”

　　另有一次，老人在里夫斯太太、看护小姐陪同下参观一个鸵鸟饲养场。在孵卵室，那儿的职员热情地捧着鸵鸟蛋介绍：“这个蛋到下周，就可以顺利地孵出小鸵鸟了。”正在此时，他要去接电话，就把那个蛋交到看护小姐手上。他刚走出孵卵室，老人一把夺过那个宝贝蛋：“还是把它还给那个可怜的鬼鸵鸟去吧。”说着把蛋往一边的鸵鸟栏里一扔，蛋“叭”地爆裂。吓得里夫斯太太和看护小姐赶紧拉着她，不辞而别逃离鸵鸟场。

　　在以后的几年里，哈娜太太的身体一直不错，卓别林用挣得的钱孝敬母亲。1922年秋天，他在贝弗利山上建造了有40个房间带私人放映厅的山庄后，老人经常去看他和两个孙子。哈娜太太站在楼上的落地玻璃窗前，久久地远眺浩瀚的太平洋，她说：“真舍不得打破这样宁静美丽的气氛呀。”

　　卓别林每次完成了工作稍有余暇，便把母亲接来陪她在花园散步，或在草坪上陪她下跳子棋。老人对儿子的成就与富有，保持着自己的淡泊心态。唯有一次当着儿子的面，夸花园、草坪侍弄得很好。卓别林告诉母亲说，那是因为雇了2个花匠的缘故。母亲看了看儿子，说：“你一定是很有钱了。”

　　“妈妈，我现在的身价是500万元。”老人平静地点点头。

　 
第十二章　　他与《巴黎一妇人》

 
 
　　20年代初，是电影对心理描写还很幼稚的年代，因为无声电影还在成长之中。一些影评家断定以动作为主的无声电影，没办法表现角色的心理状态，最多只能通过明显的、夸张的动作表现一种情绪。当时，受制片人的拜金主义、明星制度、言情小说被系统地搬上银幕等因素制约，电影艺术日见贫乏。演员的动作简单，表情虚假，女角色的性格千篇一律。

　　卓别林有针对性地创作了一部正剧，取材却是一般人认为的小小的风流韵事而已。那是1922年夏，他结识了出生寒微、五嫁富翁的舞蹈演员蓓吉。她从巴黎来，手上戴着20克拉的钻石、翡翠镯子，嘴里说她骨子里是一个朴实妇女。卓别林听她讲了好几件自己的趣事，如与一位出版商的交往等。这触动了卓别林的创作灵感，为联美公司写出了第一部作品。他自己没有担任角色，专司导演之职，由艾娜·卜雯斯主演，片名《巴黎一妇女》（另名《公共舆论》）：

　　外省一个乡村姑娘玛丽，与本村的一个年轻画家若旺相爱。但两家的父母均反对他们成亲，他俩约好私奔巴黎谋生。然而当若旺回家拿行李时，他父亲在与他激烈争吵时突发心脏病。此时如约到了车站的玛丽，打电话到若旺家没人接，而开往巴黎的火车又已到站，她失望地放下话筒，迎着车厢的灯光走去……若旺请来医生后，再打电话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动。

　　一年后，玛丽改变了命运，已成出入于巴黎社交界的交际花，傍上了巴黎最有钱的单身男人比埃尔。比埃尔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在与玛丽同居时，同时还追求玛丽的一个女友。另一个女友告诉了玛丽这个秘密。

　　玛丽在寻找女友告诉她的一个娱乐沙龙时，在那座楼下敲开一扇门，意外地碰见了若旺与他母亲。并且发现若旺臂上带着黑袖圈，这才知道若旺一年前未能践约的原因。此时他们母子也来到巴黎租住在这儿，靠若旺绘画谋生，只是家境已不如前。若旺要玛丽为他作模特……

　　玛丽的女友带了一本社交新闻刊物给她看，那上面载有比埃尔将与某小姐结婚的预告消息……玛丽怒问比埃尔，比埃尔不置可否。玛丽怒将比埃尔送给她的金项链扔到楼下，比埃尔仍吹奏他的单簧管。玛丽忍不住跑下楼从一个流浪汉手上要回项链，比埃尔则暗自大笑……玛丽来到若旺家中，发现了若旺为她画的像并非今日交际花的她，而是过去清新、健康、质朴的她……

　　若旺仍不能忘怀玛丽，哪怕在赴访其寓所，发现女仆在她卧室打开衣橱时掉落了一个男人的衬衣硬领。他劝说玛丽放弃交际花的生活跟他成家。玛丽也对声色犬马、恣意行乐心生厌意，愿重修旧好。若旺母亲极力劝阻儿子，又单独去见玛丽，反对她跟若旺结婚。

　　玛丽又回到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中，若旺来劝她回到他身边。玛丽拒绝了他，若旺感到绝望。后来他买了一支手枪，跟随玛丽和比埃尔来到一个娱乐场，最后征询玛丽的意见。结果玛丽仍然拒绝，若旺便当着她和很多人的面开枪自尽，玛丽悲痛欲绝，连比埃尔也急着叫人抢救……

　　若旺的母亲头罩黑纱，手持儿子遗下的枪，来到玛丽的住宅准备报仇，可是不遇玛丽。她回到自己家里，却见玛丽正跪在若旺遗体旁悲泣……

　　又是一年后，玛丽的女友们坐车在乡下旅行，谈论着玛丽不知到哪儿去了。就在汽车过处不远的民居中，褪尽艳妆、回归质朴的玛丽，与若旺的母亲在一起办了一个幼稚园。她在为天真纯洁的孩子们服务……

　　1923年10月，此片一出，大受电影界专家、学者和一些鉴赏能力强的观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它是第一部以描写心理为主的电影，细腻的心理描写非常成功。如，当玛丽的女友拿着社交新闻的刊物，告诉她比埃尔的风流消息时；她只是冷冷的接过刊物，只瞟一眼就若无其事地放在一边，接着点燃一只烟来掩饰所受到的刺激。她笑嘻嘻地把女友送到门口道别后，赶快回来找出那本刊物，情绪冲动地仔细看那条消息……再如，一个按摩女在为玛丽服务时，对其女友的喋喋不休、飞短流长，由开始的漠然听之，到偶一瞥眼嫌之，到紧皱眉头厌之，到最后的怒气恼之。

　　卓别林的过人才华，在片中高超的省略手法和微妙的暗示中，表现得令人折服。虽然省略手法当时已有导演用过，但谁也没有他用得那么新与好，并成了其后导演们借鉴的典范。如玛丽乘火车去巴黎，依卓别林当时的力量调动不了一列火车甚至是法国火车，他就用一串移动的车厢灯光，投射在售票处、站台和玛丽身上，取而代之。一个无意中从衣橱里掉下来的衬衣硬领，就暗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未婚女人与一个男人同居着。一个浑身裹着白绸的女人，在一群衣冠楚楚的男女面前缓缓转动身体，然而镜头摇开了。绅士们脸上的表情，由道貌岸然到兴奋、最后冲动。这种暗示与省略相结合的画面构图，向观众提示了一场脱衣舞的情节，揭露了半上流社会社交圈的内幕。

　　卓别林就是这样对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作出深刻分析的。在此片中，不论好人坏人，都各有真实的性格。法国导演克莱尔曾评说：“这部电影证明了卓别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到处都表现出他的才能，他创造了每一个人物。……这是一次革命，……这部影片我看过十几遍，我一直赞赏各个场面的适当处理、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和自然的发展。他们每次总是使你受到感动，每次的方式又总是不同的。我们可以预见到每一个细节。可是它们的人情味是发掘不尽的。”美国电影艺术家约翰·霍华德·劳逊评说：“这部影片的惊人场面和对摄影机的出色运用，使它有资格被称为先锋影片，它预告了将在以后的40年中使用的思想和技术。”“恐怕任何别的影片都没有对电影词汇作出如此多的贡献。”卓别林本人这样说：“电影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美的王国，这个目的只有在紧紧地沿着真实的道路前进时才能达到。只有现实主义才能使群众信服。”

 

第十三章　　《淘金记》让影迷死在窗前
 
 
　　《寻子遇仙记》和《巴黎一妇人》的成功，并未使卓别林沾沾自喜、坐享其成。朋友们和影迷们又是那么热烈地盼望他主演下一部片子，而他在息影了一段时间后，也决定为联美公司拍摄一部笑片。并且是由自己主演，标准是比《寻子遇仙记》艺术品味更高，更有震撼力。

　　他集中思想、精力，寻找题材与主题，构思剧情与人物。心中不断地催促和激励自己“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拍成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

　　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就是从1924、1925年开始的3、4年间，美国的电影观众人数出现了锐减现象。这是因为电影院大量建筑后，使电影企业采用承包制形式建立合作的轮映体系，和强制影院购买标准化的影片拷贝。他们一方面想以这种方式赚钱，需要有创造性的影片；但因投资巨大又不敢相信新的作品，不太信任在创作上敢于创新的剧作家，担心一旦影片演砸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亏本。也就是1925年前后起，电影剧作家在制片业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电影剧本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形式。电影剧作家的收入较高，但它仍受着制片商的苛刻限制，难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在好莱坞走运的艺术家，都是靠放弃自己的特色，屈从标准化与商业要求，否则就被环境抛弃。

　　相对来说，卓别林在电影这一行中还是占了优势的。他既自己编剧自己主演又自己导演，制片厂也是自己的，控制了影片的全部生产过程，享有了创作自由，可以少受别人的钳制。然而，喜剧影片要拍出史诗性难度颇巨，他每天冥思苦想，一个多月过去了，什么主题、情节也想不出来。

　　一个周末，卓别林又应邀去道格拉斯·范朋克家里休憩。星期天早晨用过早餐后，卓别林闲来无事，在客厅里翻看立体风景照片。那叠照片中有几张，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克朗代克河流域风景。这两处在19世纪下叶都发现了金矿，一时淘金者闻风而至，趋之若鹜。照片里有一张拍的正是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们，攀登一处冰冻的山峦，越过一个雪山口。照片背面的文字，说的是当年这些人怎样在冰天雪地环境中克服困难……

　　卓别林看到这里，马上联想起他曾看过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布林写的一本日记。那是记述1846年，一支往美国西南部拓荒的队伍，翻越内华达山脉去加利福尼亚时，迷失方向后被大雪羁困在高山雪原中。160人中多数冻饿病死，生还者仅十分之一。为了生存，有的人什么都吃，到最后甚至为活命而吃同伴的尸体。

　　这些信息，使时刻在动脑子的卓别林的思维，马上活跃起来。离奇的想象如泉水般喷涌而出，一些喜剧情节和可笑的动作呼之欲出。例如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皮鞋煮熟来吃。用叉子挑起鞋带放到嘴里，仿佛那是面条。至于鞋钉，像剔骨头一样剔出来，还吮吸一下上面的汁。而他的同伴饿昏了头，竟花了眼把他看作一只“鸡”……

　　艺术规律是那么奇特，卓别林体会到：悲剧的素材也可以创作出喜剧，虽然它们是一对矛盾，但因某些悲剧的因素往往能激起可笑的心理。他想，大概因为这种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用嘲笑或别的什么笑，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和其他外力……

　　他整整构思了半年之久，设计了主要的人物、情节和大部分镜头。他给这个动作喜剧片取片名《淘金记》，开头字幕写道：在阿拉斯加形成疯狂般的淘金热潮时期，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来。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在艰苦、严寒、缺乏食物和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这块地方，不知道要经受多么大的困难。但是，等待他们的就是这样的困难。

　　故事是这样的：拉着装有帐篷的雪橇、背着沉重的旅行用具、寻找金矿的探险者，排着长长的像蚂蚁一般的队伍，蠕动在雪原中。

　　一个仅肩背着一个小包的单身找矿人查理，正拿着一根竹手杖，艰难地走在半山断崖处的羊肠小道上。他已走了3天了，这会儿身后跟着一只大熊也全然不知。每当他拐个弯或是走出涵洞时，老是觉察背后有什么动静，但每次回头观望时，那只熊就刚好在拐弯或进了涵洞……

　　雪地上，竖着一根木桩，上写“毕格·吉姆·马克所有，面积：东南西北方圆250英尺，不准任何人在此采矿”。那个名叫吉姆的大个子，挖出矿石砸碎后仔细一看，竟是金子。他跳起来大喊，又跪下张开双手感谢上天。

　　荒野中，有一幢孤零零的小木屋，屋中那个长相凶恶的大汉是被悬赏缉拿的亡命之徒拉逊。

　　查理在雪原上展开一张代替指南针的纸，纸上画着带箭头的十字，4个箭头分别指向东西南北。他想定一下方向，把纸转了一下，结果完全弄反了……

　　暴风雪来了，查理看到并找到小木屋来躲避，大个子吉姆也来到小木屋。吉姆同拉逊激烈搏斗，原来这小屋是他的，拉逊占了。他们拼命争夺一杆猎枪，枪口时时对着查理，查理吓得跳来躲去，尽量避开。

　　不久，大风雪围困了小木屋。一点吃的也没有，搏斗的也没劲了，三个摸牌看谁该去找食物。结果摸来摸去，轮到拉逊，他不想去，吉姆举起了枪，凶狠的拉逊无奈出门……

　　风雪不停，阵阵饥饿向查理、吉姆袭来。暴风雪包围着小木屋，查理正在靠窗口的炉子上煮什么东西。他用叉子试了试那东西的软硬，头歪了一下表示满意。然后他把锅里的一个庞然大物，使劲挑起来放到盘子里，原来这竟是一只破皮鞋。镜头摇下去，查理的左脚只穿着袜子……

　　查理把桌上的盐罐、小碟摆好，然后使劲拆皮鞋底。拆开后，先把鞋带像绕通心粉似的绕在叉子上，送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然后，他又吃鞋底，并示意坐在桌子那边的吉姆也来吃。吉姆皱着眉头看着他吃，表情很不舒服。但由于饿极，又见查理吃得很香的样子，忍不住扯下一块鞋帮，怯生生地送进了嘴里，嚼了嚼，实在吞不下去又吐出来。查理不但把鞋底、鞋帮吃下去，还像唆鱼刺似的把鞋钉一根根唆得干干净净，再绅士般地吐在盘子外，同时不住地笑着怂恿吉姆趁热吃。吉姆叹着气不停地摇头……

　　肚子垫了底的查理，裹着毯子拿起猎枪出去打猎。他一无所获，回到了屋里，把包着破毯子的脚伸进火炉里去烤。饿得发昏的吉姆，眼前出现了幻觉，他对查理哈哈大笑：“我看你好像一只鸡。”查理被他逗笑了。吉姆的眼神冷丁变得十分可怕，他情不自禁地拔出刀，想杀死幻觉中的这只鸡……查理连忙跑出门去，吉姆又拿起枪追出去，查理在他眼中真的变成一只“大鸡”。他举起了枪，“大鸡”抖动翅膀仿佛在哀求他。他定神一看是查理后，大吃一惊，跑过去向查理道歉：“请原谅，我有点发狂啦！”

　　两人回到小木屋，查理把枪藏到屋檐下的雪中。两人隔桌对坐，一会儿吉姆饿得又发狂了，查理在他眼中又成了一只“鸡”……如是再三，查理敲了一些棚顶上的冰柱，烧成开水让吉姆喝了睡下。他又不放心地从外面取回枪，放在自己床上，以防万一。

　　吉姆在床上一有动静，查理就立刻坐起拿枪。吉姆起来从储藏室那扇门出去解小便，又马上跑回来拿枪，变成两人格斗。查理把枪扔到地板上，吉姆想抢，查理拼命抱住其腿。这时从储藏室那扇门走进来一只大熊，即在片头跟着查理的那只。吉姆拼命挣脱跑开，查理扑上去抱紧大熊的腿。后来觉得不对，抬头发现是熊，吓得躲到屋角。大熊在小木屋找不着吃的，大摇大摆走出门去。吉姆这才回来，对查理好像说你算捡了条命。查理赶紧捡起枪，瞄准门外开了一枪，然后说打死了，指挥吉姆去弄熊肉来吃。自己则把盐罐、碟子、叉子摆好，动手磨刀。

　　吃了熊肉后，两人友好分手。吉姆朝小木屋右边走去，去找自己的金矿。查理则听天由命地向小木屋左边走去，孑孓而行……

　　查理来到一个淘金者聚集的小镇，在人头攒动的舞厅邂逅舞女乔治亚。她是来掏淘金汉们的钱的，碰见查理就跟这可怜的人开玩笑。但因为这件事，又引起她对他的怜悯。而查理误认为这是对他的爱，便与一个对她不怀好意的流氓发生冲突。经过一番打斗，小个子的查理撞在柱子上，挂在舞厅顶棚的大钟掉了下来，砸昏了他的对手，侥幸赢得了胜利。一位仁慈的工程师救了查理，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小木屋里。

　　吉姆在断崖边找到了自己的金矿，却见雪地大坑边有一个雪橇，他惊讶地打开雪橇上的口袋，原来有人在偷他的金石。这时，被通缉的拉逊从坑里悄悄爬上来，吉姆愤怒地按住他。拉逊跟他打起来，用棍子击昏他后，拉着雪橇逃走。恶有恶报，拉逊和雪橇随着崩塌的雪堆掉下深谷。

　　除夕夜之前，查理邀请乔治亚到小木屋中聚会，乔治亚开玩笑似地点头。入夜，查理在小木屋中准备晚宴。然而乔治亚没来，只有她两个女友到了。查理用叉子叉起两只尖角小面包，叉子和小面包像人的两条腿一样。查理用手操作它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跳完小面包舞后，查理疲乏地睡着了，梦见乔治亚和她的朋友们拥进了小屋。大家愉快地欢度除夕，乔治亚含情脉脉地吻了他……然而，在他孤独地疲睡时，乔治亚仍未离开舞厅，正与他的对手在跳舞。

　　未获得爱情的查理，和被击晕了脑袋，失却了记忆的吉姆又碰到一起。两人一同重返荒野雪原寻找金矿，又到了那间小木屋，喝了驱寒的酒睡下。就在他们酣然入梦时，暴风雪又起。一夜大风雪刮开木屋门，甚至刮得小木屋顺着斜坡滑下去。他们不知发生的这一切……

　　风雪异常猛烈，命运对他们更无情。暴风雪平息后，下滑的小木屋停在一座很高的悬崖上。从屋里扯出来的一条原用于固定的大绳，刚巧卡在岩缝里，故木屋一半在悬崖上，另一半悬空着，似乎随时会掉下万丈深渊。

　　人有时不知身在何处，也许反倒是幸福的。然而查理醒了，只是仍有些迷糊，屋子里桌椅板凳乱七八糟，窗子上满是冰凌，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他打算收拾一下，往右边吉姆那边走去，半悬在空中的屋子便向右倾斜。这惊醒了吉姆。查理把桌子搬到左边，木屋又恢复平衡，查理往右边走，屋子又倾斜；吉姆起床往左边走，屋子又恢复平衡。两人深感诧异，在原地又跳又蹦却无问题。查理笑道：“这是因为喝醉了的缘故啊！”但若两人都走到右边，险情就又出现，他们这才知道确实是屋子出了问题，战战兢兢地往右边靠靠试一试，屋子又歪斜。但真相仍不明，窗上结冰又看不见外边，查理运足劲撞开后门，人也跟着冲了出去……

　　半悬在空中的小木屋，后门打开，查理魂飞魄散，双手抓着门，没命地挣扎在半空中……吉姆过去救助……小木屋突然更倾斜，幸亏有卡在岩缝中的大绳才免于坠落……查理被吉姆好不容易拉进倾斜的木屋。他蹬在吉姆身上想爬到前门，但滑了下去……两人匍匐在地板上拼命蹬着墙，勉强撑起身子……吉姆又拿查理当梯子，蹬着他往上爬。结果他个子太大，查理个子太小顶不住，又滑下去……小木屋更斜，快掉下去了……吉姆又蹬着查理的头，好不容易总算抓住前门，爬到外面踏上悬崖边；他惊魂甫定，望望四周，发现这里就是他原来发现金矿之处！他高兴地又跳又喊：“这是我发现的，找到我发现的金矿啦！”他拾起金矿石吻了又吻，却忘记了可怜的查理。

　　倾斜的小木屋里，查理紧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地板上。如果再动一下，即使小木屋不掉，他也会从敞开的后门掉下去……查理的求救声终于将狂喜的吉姆惊醒，他从门口投下去一条绳往上拉查理……刚把查理拉上来，小木屋便掉下万丈悬崖！

　　紧要关头捡了一条命的查理，气喘嘘嘘地瘫坐在雪地上。吉姆欣喜若狂地紧紧拥抱着他说：“你看哪，我们发了财啦！我们成了百万富翁啦！”查理仍惊魂未定……

　　成了百万富翁的查理、吉姆乘轮船返回美国大陆。在豪华客舱里，年轻记者殷勤地对身着漂亮外套的查理说：“我们想在报上发表您的传记，可以不可以请您换上工作服？”……查理在卧舱换衣服，柜橱上摆着镶上精美像框的乔治亚的照片……

　　三等舱甲板上，一个女人坐在堆着船具的尽头，她就是乔治亚。由于淘金的美梦破灭，她神色忧郁地返回故乡……船员们向这头走来，检查无票上船的旅客。

　　头等舱甲板上，摄影记者让寒酸装束的查理退后一点。结果他退过了头，隔着栏杆一个跟斗翻到下层甲板去了。记者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三等舱甲板，查理正好掉在船缆中，苦笑着与乔治亚打了个照面。搜查的船员们向查理走来，抓住他衣领吼道：“你这家伙是偷偷上来的，到底把你抓住啦！”乔治亚打开钱包欲为查理买票，一个高级船员与记者一起跑来

　　“放手！这位是百万富翁！”

　　头等舱甲板上，两位记者说：“这才是特别的消息呀！”他们请查理和乔治亚站好“请不要动。”但查理的脸扭向乔治亚，两人接吻，记者喊“喂，您还在动哪！”但他俩没听见一样，仍然深情地吻（渐隐）。

　　《淘金记》成了1925年至1926年最走红的影片。影评家评述它：真实而夸张地描写了发生在北极圈的淘金热潮，及淘金者面对危险和暴力的奋斗态度，影片是肯定人类意志的。影片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诙谐、幽默、夸张、滑稽，每一部分都有悬念和各自的情调、节奏，具有音乐的结构特点。如第二部分——谐谑曲，第三部分——快板，第四部分——慢板，第五部分——由慢板到快板。而查理的“小面包舞”、煮吃皮鞋、查理与吉姆在小木屋里的几场戏，成了电影艺术史上的经典场面。

　　总之，《淘金记》在卓别林的艺术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既是这位喜剧大师和电影艺术家前期作品的总结，又为他中、后期更成熟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整个电影界为之侧目，各国演评家为之倾倒。法国评论家吕西安1926年在巴黎的《电影杂志》上写道：“如果设立诺贝尔电影奖金，卓别林应当得奖。”“卓别林热”再此掀起，欧、美、澳一些观众甚至一连看几遍《淘金记》。

　　然而，过度的劳累、紧张的工作压倒了卓别林。他夏天在纽约主持完影片初映后，突然感到透不过气来，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最近的朋友，喘着气告诉他：“我快要死啦，找我的律师来呀！”朋友闻言一惊：“律师？你应该请一位医生。”“不，快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朋友惊异之下赶快把医生找到里茨旅馆。

　　医生给卓别林认真地检查了一下，发现他只是神经衰弱，又由于天热所以如此。医生建议他离开纽约，到海边去静养几天，呼吸新鲜空气。

　　朋友马上把他送到布赖顿海滨，定了一家海岸旅馆，让他坐在靠海的窗前，深呼吸海滨空气。这使许多影迷闻讯尾随而来，聚集在旅馆外和海岸上高呼他的昵称：“喂，查理！”“查理，你好！”他只得苦笑着离开窗口，突然外面响起一声惨号，一个影迷被人群挤得掉下海里。旅馆迅速派救生员把他救上岸，抬进旅馆，就放在卓别林的窗下急救，但那人回生无望。这边救护车刚把死者送走，窗外又是一声尖嚎。这样，前后3个人掉进海里，搞得卓别林心情更为紧张。住了两天后，他感到身体恢复了，马上迁地为良。

　　《淘金记》在商业价值上也是非常成功的作品。拷贝总共卖了600多万美元，给卓别林带来了200万的进账。同时《寻子遇仙记》放映后，分给他的红利也达100万美元。

 

第十四章　　心神之伤《马戏团》
 
 
　　钱多了并不都带来好事，这成了他第二个妻子丽泰·格雷所闹出来的离婚案越演越烈的主要由头。而丽泰·格雷同卓别林的结婚、离异，与那两部影片都有关系。

　　卓别林拍摄《寻子遇仙记》时，挑选了麦克·茂莱夫人的女儿丽泰·格雷饰演天使。到1924年拍摄《淘金记》时，麦克·茂莱夫人知道卓别林在寻找女主角，就把17岁的女儿推到他面前。然而签订合同2个月后，卓别林发现她缺乏扮演女主角的才能。便换了乔治亚·海尔担任女主角，便答应付给丽泰罚金。麦克·茂莱夫人不干，以将控告他诱拐妇女罪威胁卓别林。这种诉讼对卓别林来说，意味着将发生一场可使他再也不能拍电影的大风波。于是，他屈服了麦克·茂莱夫人的压力，到墨西哥边境的教堂中与丽泰·格雷结了婚（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统）。

　　婚后，他们生下两个儿子：小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小雪尼·安尔勒·卓别林。卓别林很爱他们，也试图与丽泰·格雷美满地生活。但丽泰·格雷在母亲的操纵下，只知尽情享用丈夫的支票和好莱坞式的快乐日子，对丈夫的生活及他的事业是不太放在心上的。终于，在1926年底的一天深夜，卓别林处理了《马戏团》一片的业务工作，疲倦地回家时；丽泰·格雷正在举行舞会，家里挤满了喧闹狂欢的跳舞者和醉酒汉。卓别林忍无可忍，大动肝火将他们赶出门去。

　　丽泰·格雷马上大吵一通，带了孩子住到她母亲那儿去，于是爆发了家庭“战斗”。一个月后即1927年1月，丽泰·格雷在其母策划下要求离婚；向法院控告卓别林虐待，要他赔偿200万损失费，分财产500万。这正中一部分清教徒、别有用心者和新闻界某些人的下怀，一场来势凶猛的攻击马上形成。

　　一些妇女俱乐部和道德联盟，要求卓别林要对当时的世风日下负责，一些人希望把这个“道德败坏”的新富翁送进监狱。连《纽约时报》都将法庭对卓别林的讯问内容印成小册子，2角5分一本卖给喜欢看秘史的人们。2月，卓别林的住宅与制片厂被封闭。他带着新拍的《马戏团》的胶片，到纽约他的律师家里暂避。朋友们请了一位精神病专家，帮助他解除精神颓丧；于是谣言四起，说他发了疯、自杀了。某些报刊要求驱逐他出境，并禁映他的影片。有个想出名的电影食客甚至恶毒地提出“夏尔洛的卑贱的灵魂”之说……

　　英国、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新闻界的大部分舆论愤慨了，大多数电影观众和群众也不满了，抗议之声越过大西洋。法国一些年轻作家、艺术家组成了替卓别林辩护的团体，由著名诗人阿拉贡用英文写成《友爱之手》一文发表。在美国，大部分公众也同情卓别林，反对这场可耻的迫害，各种辩解之声与抗议文章，出现在电台、报刊上。于是几周之后，对他的攻击的消息、评述渐次消失。

　　卓别林与丽泰·格雷双方的律师达成和解，两人的离婚案解决之后，一些社交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向卓别林致贺。这时已到秋季，身心疲惫的卓别林回到好莱坞，继续《马戏团》的拍摄、剪辑工作。人们发现38岁、一直保持着年轻容貌的他，突然显出了几分老相。

　　《马戏团》按卓别林原来的打算，也同《淘金记》一样准备拍成一部乐观人生的喜剧片。他曾把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通读了几遍，从中琢磨出一部现代电影的主题与内容，即一个美国的穷光蛋莫名其妙地成了受欢迎的马戏艺人，这种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新生活使他入了迷。但是影片拍到后来，却打上了卓别林在这一年中所受折磨的苦涩印记，当然这是通过片中人物来体现的：

　　夏尔洛又一次失业，失魂落魄地在城里东游西逛，想碰上点好事。广场上一个大马戏团的演出，吸引了饿着肚子的他。一个小偷混在人群中偷钱，被警察盯上，他把钱包塞入夏尔洛的口袋，想嫁祸于他。谁知弄巧成拙被警察逮住，警察把钱包给了夏尔洛。这“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使夏尔洛有了逛集市饱肚子的钱了。

　　真正的失主找来找去，发现夏尔洛手中的钱包，以为他是小偷就追赶他。夏尔洛逃来逃去，走投无路逃进马戏团大篷，在跑马道上拼命地跑，滑稽的动作竟引起观众满堂喝彩，马戏团经理马上邀请他入伙。

　　然而，当他不再有什么压力来迫使他做出那些滑稽可笑的动作时，任他怎样卖力也无法讨好观众。经理马上让他打杂，做别人的副手。他却偏偏爱上经理之女，那位色艺俱佳的马上女郎。女郎同情他，保护他，鼓励他练功，并当上了正式的丑角，观众们又喜欢上了他。

　　但马上女郎后来爱上了新来的走钢索的小伙子。为了胜过情敌，夏尔洛也去学习走钢索。他练到跟职业走钢索艺人一样熟练，并且训练猴子在钢索上对他进行假攻击，以讨观众喝彩。然而，几只猴子分属4个艺人所养，演出时那4人都放出猴子，每只猴子都想占有夏尔洛。这样就成了真正的攻击，扯破他的裤子，使他只留下短裤。观众们兴奋已极，狂笑不已，但夏尔洛却被咬伤了。

　　他不能再走钢索了，他为马上女郎的幸福作了自我牺牲，让她与走钢索的小伙子成婚。经理见他没用了，把他扫地出门。马戏团走了，夏尔洛孤独地站在曾经热闹火红过的广场上，对着留下来的跑马道的一圈木屑和一颗纸做的星发呆……

　　这部影片又成功了。卓别林曾将一个马戏团全年包用，在他的制片厂被封，本人被迫暂避纽约时，也仍然留用这个马戏团。他还排除苦恼、烦闷与各种打击、干扰，以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在38岁时真正学会了走钢索。同时也真的被猴子咬伤，最后休养了6周。1928年初《马戏团》放映后，除去成本，获利250～300万。这使他恢复了原来的经济实力，可以继续艺术创作。

　　1927年和1928年发生的最令他刻骨铭心的事，是他母亲的病逝。老人被接到美国后，卓别林把她安置在好莱坞附近一所别墅里，专门为她雇了一个女管家、一个护士和几个仆人。哈娜太太过得很舒适，常常到贝弗利山庄来看儿子和两个孙子。对报纸、电台经常拿卓别林的私生活做文章这点，她心中有数，曾提醒儿子：“瞧报上老是纠缠你的私生活，查理，你为什么不摆脱这些烦恼，到东方去好好玩一趟呢？”

　　卓别林拍摄《马戏团》时，母亲复发急性胆囊炎，卓别林把她送进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抢救，拖到1928年8月，老人终因心脏衰竭而逝。卓别林悲痛欲绝，这个在人生道路上坎坷跋涉、不曾流过眼泪的坚强汉子，凝视着母亲的遗容涕泪俱下。母亲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历历如在眼前：她高贵的形象，她无私的挚爱，她坚强的个性，她的热情、幽默、善良，她面对贫困的勇气，她遭受的精神病折磨……

　　过了很长时间，卓别林的神志才得以恢复。他在好莱坞公墓选了个位置，让母亲入土为安，长眠在绿色的大地的怀抱里。

　　当《淘金记》《马戏团》热热闹闹在世界各地陆续上映时，卓别林在好莱坞休息、调养、锻炼身体，及钻研电影艺术。一天，环球电影制片厂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博士夫妇想要见他。卓别林十分激动，他很崇敬比自己大10岁的爱因斯坦。

　　那次，爱因斯坦是应美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邀请，赴加利福尼亚等地讲学，顺便到好莱坞参观的。于是，卓别林赶到环球电影制片厂，同心情愉快、亲切温和的爱因斯坦教授、教授夫人、教授的秘书等人共进午餐。

　　卓别林对爱因斯坦博士的崇敬与真诚，使爱因斯坦夫人颇为感动。午餐后，当客人们参观电影制片厂时，英语流利的爱因斯坦夫人把卓别林拉到一边小声地说：“您为什么不邀请教授上您家里去呢？我知道，如果咱们几个人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安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卓别林这才省悟到自己只顾高兴忘了这一茬了，他马上向教授提出邀请。

　　在专为爱因斯坦博士举行的家宴上，他只约了雷诺兹医生和另一位朋友来作陪。席间，热情健谈、精力充沛的爱因斯坦夫人，向好奇的卓别林讲述了博士创立“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那天清晨，博士穿着睡衣从楼上来到客厅早餐，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夫人以为他不大舒服，就问他。爱因斯坦用笔告诉她：“亲爱的，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喝完咖啡，坐到钢琴前弹琴，弹几下就停一会儿，用笔记下一些什么。然后重复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夫人说：“究竟是什么想法呀，你就讲出来吧，别让人打闷葫芦啦。”爱因斯坦摇摇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他继续弹琴、思索，又停住记下一些什么。这样约摸半小时后，他离开钢琴回到楼上书房，关照夫人别让任何人任何事干扰他。他整整在楼上呆了2周，只有黄昏时出门散散步活动一下，饭菜每餐由夫人送上楼。2周后的一天，面色苍白的爱因斯坦疲倦地出了书房，把2张纸放在桌上：“喏，就是这个。”

　　卓别林听了这故事后，头脑中也冒出一个想法：科学家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它是朝着另一个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极大热情。卓别林想到这里，又颇感兴趣地求教博士，他的相对论同牛顿的假定是否有所抵触。爱因斯坦博士和蔼地答道：“相反，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卓别林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他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就准备去欧洲。爱因斯坦夫人说：“到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100多万美元供他用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卓别林深受感动。从这次起，卓别林与爱因斯坦夫妇的友谊持续了一辈子。

 

第十五章　　《城市之光》，肖伯纳的评语
 
 
　　1927年发生的事是那么多，一种挑战在这年年底来临。它带来了一次持续数年的巨大的风波，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就是有声片的出现。

　　电影从无声变为有声（即演员对话、歌唱等），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必然性是，所谓无声片是指影片的人物没有对白，靠表情、动作、字幕说话，实际上在早期的默片上映时，就有声响了，是由一台钢琴或一支乐队在银幕下演奏音乐，配合放映；以后则给影片配上了音乐。因此终有一天，影片中的人物是会发出声音的。偶然性是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因为没有自己的放映网，当时面临破产。为了走出困境，这家公司采用了其他公司怕在商业上遭失败而不敢问津的试验。他们拍了一部古装片《爵士歌王》，在1927年10月6日上映，它实际上是无声片加进4首歌曲和一些台词和音乐伴奏。

　　有声电影与别的新鲜事物一样，刚出世时还带有许多不足。制作者只是让它发出声音，而不知道怎样控制：门上的把手扭动，像是拖拉机在开着。骑士身披铠甲，观众听着像来到钢铁厂。人物的台词，如同在沙土中说话。如此一来，许多电影界人士，包括影评家和导演们，对它表示怀疑甚至反对。他们唯恐这个大胆的新技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会起反作用，因为存在30余年的无声电影正在改良、趋于成熟，许多人正在献身于这门事业。卓别林是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他公开宣称：“对白片？你们可以说我是讨厌它的，它会毁坏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即哑剧艺术。它消除了无声片的巨大美感。”

　　最初的有声片，由于技术性的大改变，也的确干扰了摄影构图的完整性和故事情节，使演员无法将对白同自己的表演风格结合起来，这一点反映在喜剧演员身上尤为突出。但是，观众热烈欢迎这种新样式的影片，因为声音使电影成为与人的情感更直接的交流工具。这一点在《爵士歌王》问世后的一个多月后得到证实，米高梅公司不甘示弱，拍出了一部大型音乐片《轻歌曼舞》。映出时极为轰动卖座，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

　　1928年8月，俄罗斯3位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亚历山大洛夫，对有声电影发表了一篇宣言，透彻地看到了音响的丰富表现力。认为必须意识到无声电影的不足之处，认为有声片的出现使梦想成为现实。这些，使世界各国的影片公司、制片厂，纷纷转向对有声片的投拍，各电影院都开始争订有声片。卓别林和爱森斯坦等电影家及那些电影公司都有接触，这些电影院过去也都是争订他的影片的。如今他面对这开始到来的技术革命，自己问自己难道要成为明日黄花了吗？

　　但是，他观看了最初的几部有声片走出影院时，他固执地认为有声电影的日子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所以1928年，他继续创作、拍摄了那部由自己主演的喜剧默片《马戏团》。20年代是喜剧片和西部片的年代，它们代表了当时两种典型的美国影片的样式，卓别林以上述影片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和显赫地位。

　　有声片的浪潮席卷着全球的电影界，它使默片时代的喜剧大师几乎无一幸免地消失，除了卓别林。因此，朋友们、专家们、影迷们都在注意着他的动向，就连以前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朋友乔·申克也提醒卓别林：“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但卓别林针对自己的情况，这样说：“我不相信我的声音会丰富我的任何一部喜剧片，相反的，我的声音将会破坏我所希望创造的形象，使人感到我的人物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幽默的思想，一个喜剧性的抽象品。”

　　他决定再拍一部无声电影，这引起了众多报刊杂志的评论文章，对他的影片的前景表示担心和怀疑。以往一听说他要拍片，就迫不及待登门订单的制片商，现在也似乎提不起很高的兴趣了。他们明白地告诉卓别林，想要看到他精彩的有声片。这使卓别林感到自己似乎已宛若隔世，一时担心自己是否踏上了没落之途。

　　这段时间，可想而知在他倔强的外表下，内心世界正遭受多么大的痛苦。他回顾了自己从影的历史，思索着为什么以前拍出的好多无声片，能具有世界性的魅力，能吸引包括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工薪阶级在内的观众对象……他想到，既然不同类型的娱乐可以同存，那么不同类型的电影也是可以并世的。再则，他坚信自己的哑剧艺术是首屈一指的。为什么不能再拍出一部理想的无声片呢？

　　于是，他创作、主演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艺术片之一《城市之光》。这部影片后来在好莱坞庆祝它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由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影评家组成的评委会，把它评为美国电影史上的“十佳影片”之一。

　　影片的主题是：当城市繁荣起来的时候，城市里贫富悬殊的现象也更为明显。卓别林通过流浪汉与卖花盲女、百万富翁之间的关系，来展开剧情。他为拍摄《城市之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他进行创作构思，用的是3个素材：

　　一个是讲一个演小丑的演员，由于在马戏场上出了事故，导致双目失明。此人有个多病和神经质的女儿，医生在他出院时叮嘱他不要让女儿知道他已失明，应等到女儿身体康复后再说，以免刺激这孩子。后来，小丑走路、行动老跌跌撞撞，引得不知底细的女儿哈哈大笑。

　　一个是他在1927年拍过的一个未完成的片子《自杀》，内容是一个人要投水自尽，为了保证能沉到水底，他在绳子一头捆了块大石头。正在这时，夏尔洛出现了，劝阻此人，不料自己被绳子缠住失足落水，被石头拉着沉下去。本来想自杀的人，反而笑着走开了。

　　再一个是他酝酿了数年的故事：富翁俱乐部的两个会员，有次聊天时谈到，人清醒时的意识是不可靠的。于是他们决定，用河滨马路上一个流浪汉做一次实验。他们把流浪汉送进他们宫殿一般的豪华住宅，让他尽享声色犬马之乐。待他烂醉如泥熟睡后，又把他送回栖身的马路边看其反应。结果流浪汉清醒后不相信经历过的一切，还以为那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梦。

　　卓别林经过严肃的分析，认为这3个素材虽各有特点，但社会意义还不够深刻，艺术价值还不够高，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第1个素材的情节太伤感了；第2个素材的情节影院效果肯定不错，但场面过于阴暗、尖刻；第3个素材的情节内容都比较好，但人物之间的关系尚未展开与发展。

　　于是，他把这3个情节移的移，合的合，经过再创作就成了如下这样：

　　影片开头，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和各界人士，正在广场上隆重地为一座大型的雕塑纪念碑举行揭幕式。碑座刻着一句碑文“和平繁荣，谨将此碑献给本市居民”，碑座上雕塑着3个铜像。胸前佩戴着出席证和小绸花的人们，喜气洋洋地观看几个大人物拉动细绳。罩在塑像上的帷幔绸布揭开了，人们惊愕地发现：女塑像的膝上酣睡着一个流浪汉。街心广场一片喧哗，庄严喜悦的气氛被破坏了。警察们恼怒，却不知怎样才能从高处把流浪汉弄下来。

　　失业的查理终于被吵醒，等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又害羞地看清楚自己是睡在裸露的女塑像身上时，赶快慌张地沿着塑像腿部溜下去。他的裤腰却被塑像的大脚趾头挂住，整个身体吊在半空，徒劳地挣扎，广场上更加混乱，市民们忍不住大笑……

　　查理在市内公园旁的大街行走，他想横过大街，却被不见首尾的长长车流挡住。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他灵机一动钻进一辆没有人的汽车，然后开了那边的车门上了人行道。道旁卖花的盲人姑娘，听到前面的车门声，把从车里钻出来的流浪汉当成了富翁，便向他兜售鲜花。查理面对这位美丽的卖花女，无法拒绝，只好绅士般地付出他仅有的一个银币。姑娘拿到银币，赞扬“富翁”的好心。查理却不小心把姑娘另一只手里的花碰掉，她蹲下去摸来摸去，他指给她看，她扔摸不着。于是他捡起来，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这才知道这个睁着一双漂亮大眼的姑娘是个盲人。

　　他不好意思地把她扶起来，把花塞到她手里。盲女摸到了他的手，一再感谢他的好心肠。查理与盲女“拜拜”，这时一个富翁正开走停在街边的那辆车。姑娘误以为流浪汉已走，但同情心仍使查理不忍离去，就坐在她身边。她不知道，把小水桶的水顺手往旁边一泼，泼了他一头一脸……

　　一天晚上，查理经过河滨时，看见一个喝醉了的人正往绳子上捆石头，准备投水自杀。查理上前劝说，醉鬼与他争论生活的烦恼，查理安慰他说：

　　“明天鸟儿将会歌唱。”醉鬼不由分说，把绳圈套在两个人的头上，接着搬起石头往河里一丢，自己滑出去而查理反被石头带着跌进河里。醉鬼一惊，赶快伸出手去拉他，也跌入河里。最后查理把醉鬼救上岸，醉鬼把流浪汉当作救命恩人，带他回到一处豪华宅邸。原来醉鬼是个百万富翁，他请查理喝酒，查理劝他别喝那么多。后来，醉鬼富翁慷慨地送给查理一些钱和一部汽车。

　　查理买下盲女的全部鲜花，并开车送她回到贫寒住所。然后他去富翁家还车，这时富翁酒醒，根本不理流浪汉……

　　盲女病了，查理去打工挣钱，然后到华丽的大百货公司买了一只鸭子送去。他为了维护自己富翁身份的神话、顺从盲女的心理，说鸭子是他打猎打来的野鸭。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想帮助盲女重见光明。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给姑娘检查了眼睛后，说可以给她治好，但这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钱。于是查理为挣到这笔钱，宁愿铤而走险去参加有奖拳击赛。他瘦小的个子，简直是职业拳师的小菜一碟。他巧妙地躲在裁判身后，把裁判当作挡剑牌并伺机击中对方几下。但当裁判退开后，他仍被恼怒的拳师打昏，从拳台上抬下来……

　　查理再次遇见喝醉酒的富翁，富翁记起这就是救命恩人，于是亲热地拥抱他，带他回家，慷慨地给了他一笔钱，这钱足以给姑娘动手术。不妙的是，几个强盗刚好入室来抢东西，打昏了富翁又追赶查理……警察来了，没抓住强盗，却在查理的钱包里发现一大笔钱。由于富翁酒醒以后不承认他见过查理，查理被指控抢了富翁。

　　查理心急如焚，夺回钱包，设法逃掉。他来到盲女家中，得意洋洋地把好不容易从富翁手中弄到的钱，交给盲女治病。他本来为自己留了几张，当姑娘感激地吻他的手时，他不好意思地把那最后几张全掏了出来。这样，他自己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警察在继续抓他。他偷了一个警察的警笛，免得一鸣笛来很多警察抓他。

　　结果他自己无意中吹响了一声警笛，招来了一大群狗还有警察。查理在逃跑中慌张地把警笛塞进嘴里，结果警笛吞下肚子，引起打嗝，打个嗝警笛就吹响一次，终于暴露目标。他被抓住送进牢房，他说明了一切却毫无用处……

　　当查理从监牢放回城里时，姑娘的眼睛已治好。并且靠查理给的钱，在街上开了自己的小花店。衣衫破烂的查理来到这条街上，到花店深情地隔着玻璃窗看望姑娘。他受到大街上小孩们的嘲笑和戏弄。卖花姑娘觉得这流浪汉有几分可笑，对他那样看她有几分不快，但她还是同情地施舍零钱给他。查理不要，但未告诉自己就是她的恩人。他准备转身离去时，姑娘送给他一束花，接触到查理的手。她感到它很熟悉，于是像以前那样凭手的触摩，终于回忆起这位流浪汉就是好心肠的恩人。她很激动，但又怅然若失，流浪汉毕竟不是她曾寄予幻想的富翁。

　　“原来是你！”查理憨厚地咬着手指甲点点头，这个外表卑微、总不走运而内心纯洁、不求回报的男子，睁大忧郁、善良的眼睛，露出了使观众看了想流泪的复杂微笑……

　　《城市之光》从1930年到1931年拍了一年多时间，当然也遇到几个困难。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了3年后，一般演员几乎都忘记了怎样演哑剧，他们一心只在对白，顾不到动作与时间的配合。再就是拍片前为挑选一个既要装得像盲人、但又不致损及美感的女主角，卓别林就费了不少功夫。当时有许多姑娘自荐来演这个角色，但她们头抬得高高、翻露出眼白，只这一下就通不过了。

　　有一天，卓别林经过圣莫尼卡海滩，有很多穿泳衣的姑娘在那儿拍电影。其中有一个向他挥手：“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拍电影呀？”这个叫弗吉尼亚·彻里尔的漂亮姑娘，他以前见过。因此，在他对几个女演员试过镜头仍不满意时，就把弗吉尼亚叫了来。他教她睁着眼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与自己面对面的人。后来，弗吉尼亚果然能按导演的要求，扮好了这个着重表现心灵，而表情动作像个盲人的卖花女。

　　卓别林的刻意求工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流浪汉从汽车中出来，盲女以为他是富翁这一场，在银幕上只放映了75秒钟。但为了拍好它，总共花费了7天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拍，直到它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为止。在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基许所写的《基许很荣幸地向您介绍美国天堂》一书中，很生动地回忆了在卓别林制片厂观看《城市之光》试拍片片头部分的放映：

　　样片试映完毕，放映间灯光复明。卓别林对基许提出一个问题：“您可不可以跟我谈谈，您在银幕上看到了些什么？”基许回答说：“当然，我很愿意谈，一个女郎在街上卖花，这时查理走了过去，……女郎问他要不要买……”“等一等，等一等，你漏掉了一点东西。”卓别林用一种锐利但近似哀求的眼光，看着基许和他的同伴辛克莱：“要知道，这时候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了！”

　　基许说：“当然啰，有辆汽车开过来了，一位先生下了车，走过查理身边，查理向平常一样跟他打了招呼。”卓别林又问：“汽车后来又怎么样呢？”

　　“不知道。”接着说，辛克莱补充：“我似乎觉得，汽车往前开走了。”“完了完了！”卓别林喃喃地嘟哝：“这下子全糟了。”他的助手们情绪也很懊丧。

　　基许又谈到：“女郎送给查理一支花，这花掉在地上……这时查理才发现女郎的眼睛是瞎的……他买了一朵就走远了……后来他悄悄踮起脚回来，后来又买了一朵花。女郎想把花别在他身上，在他的衣扣眼上摸到刚才卖给他的那朵。她渐渐明白，这个人是专门为了她的缘故才回来的……”

　　“还有呢？”卓别林问，“……他爱上了……”，“谁？”“查理。”

　　“完了完了！”卓别林绝望地用双手捂住了脸。……怎么回事？偶然来参观一次的外国人，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他的这场戏，它的独创手法，这该有多糟！

　　啊！这岂是一场随意插入的戏。……大街，一条漂亮的大街，第一位买主先生和他的太太似乎就是这条漂亮大街的象征。由汽车里下来了这位先生，盲女把他当作已经买了她一朵花的人，而且认为是因为她的缘故又回来一次，在所有这段时间里，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汽车一直停在大街拐角的地方。

　　正当卖花女郎接受查理的请求，把第二朵花别上他的衣襟时，那位先生回来了，并且坐上了汽车。女郎对他，对这个有汽车的有钱人的爱，查理应该是看出了这场误会，而且在整个影片当中，假扮了这个受到爱慕的有钱人。……可是，如果观众不能察觉到这场悲剧性的误会……那么影片就搞糟了。

　　卓别林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全部从头做起。”于是，“严肃的、艰苦的、费神的工作就开始了……”

　　正如基许所说，卓别林花了那么长的时候，提出又否定了好几个方案，一再修改和试拍这场戏，一直到每个观众都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为止。

　　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洛夫1944年回忆卓别林的创作态度和艺术观时，也举他在拍《城市之光》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很幸运地在好莱坞参观过拍摄《城市之光》的工作，看到卓别林如何给这个影片拍一场引人发笑的戏。流浪汉查理挣到了钱以后，就到自己所爱的盲女家中去，他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乞丐，而是一个特别的、拿着机器的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手里拿着一个镍制的小钱柜，每次得到施舍时，都打出一张收据交给施主。流浪汉对于这种玩艺儿很感兴趣，特别喜欢钱柜里发出的铿锵声音。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硬币全都给了乞丐，当他一个钱也不剩的时候，手里就换成了一大把收据了。”

　　在拍摄的时候，周围观看的人全都很喜欢这场戏。在试映厅里，大家看到卓别林采取了这段已经拍好的材料，都为这一片段俏皮而出色的戏感到高兴。可是，《城市之光》拍好之后，这一场戏并没有出现。卓别林对我解释说：‘这种场面在别的影片中有存在的权力，可是，我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效果。这场戏的效果是以机器的特殊效果为基础的，而我认为艺术中主要的东西还是人。’”

　　拍完后，卓别林又自己作曲，用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音乐来衬托流浪汉的个性。有人曾问他这是喜剧片，为什么不配滑稽有趣的曲子？他解释说，“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感情没表达出来，它就是不完整的。”给前几部片子配过音乐后，这位会弹钢琴、拉提琴的演员已成内行。他主持了50个人的交响乐队来演奏自己谱写的乐曲，那场面、气势颇为壮观。

　　影片基本制作好，他整整花费了2年时间和200万美元。由于他急于想知道此时他的无声片的效果如何，没有声张就在一家戏院试片。

　　那晚戏院一半位子空着，一半的观众是去看戏的，没想到是看一部无声笑片。因此，电影放映了一半时，他们才从迷茫中醒过神来，发出一些轻微的笑声。电影还没放完，有几个出去了，虽然他们是去赶车的。结束后，戏院经理笑着对卓别林说：“查理，影片十分精彩。”但又暧昧地冒出一句：

　　“下一次，我想看到一部有声的，查理，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等着啦。”卓别林勉强挤出了笑容，心中思忖，难道这么多时间和金钱都白白地扔了？

　　他的副导演、秘书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戏院外等着他。一向严肃的里夫斯经理轻松地对他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要知道些什么呢？如果戏院是满座，还是影片有几处要修改？大家想了一会儿，才省悟到，直到现在还没为这部影片作宣传推销工作。因为联美公司经理乔·申克曾警告过卓别林：“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啦。”曾对他每一部新片都很感兴趣的影院老板们，见他坚持不拍有声片，对他已不那么热心了。一般的电影院已不准备给他以前那么高的待遇，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网也对他抱着观望态度，和他保持着相当距离。

　　而最大的电影市场纽约方面通知他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他要放映新片只能排队等候下去。人们都慌了神，但卓别林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劝大家不要太着急。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仍然具有票房价值，只要有了对策就好办。

　　卓别林把工作人员派去纽约，跑遍这个国际大都会，只有一家不适合放映电影的戏院可以租借。人们都认为在这家叫科汉的戏院，放电影是赔钱的，而且戏院里一无所有，放映员、引座员、出纳员，连经理也没有。台上台下的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要自己筹备。老板见是卓别林的公司上门，还狮子大开口，每周索要租金7000元，并保证连租8周。卓别林横下一条心，拍板答应苛刻的条件。

　　这时里夫斯在洛杉矶市区，找到了一家刚落成的新电影院，谈妥在那里举行首映。首映那天，正好爱因斯坦夫妇在洛杉矶，于是卓别林把他们请到贝弗利山，在自己的别墅共进晚餐，然后驱车去市内。他没料到的是，那家新影院附近几条街都是人，拥挤的观众把影院附近商店橱窗玻璃都挤碎了，警察局派出了警车、救护车。卓别林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才挤进了新影院的休息室。

　　这家新影院造得豪华，但老板还不懂放映电影。在卓别林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电影开始了。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经历了多少次大场面的卓别林，此时禁不住急促的心跳……观众们发出了笑声，大笑不止，卓别林此时却只想到哭，他抓住观众啦！一切担心和疑虑都烟消云散。

　　突然，银幕上的影像在一片笑声中消失。影院里灯光齐明，麦克风里传出一个不协调的声音：“先生们，女士们，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笑片之前，谨让我占用诸位5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个美丽新影院的优点……”卓别林几乎气昏，他从座位上跳起，发狂地冲向前排抗议：“那狗娘养的混蛋老板在哪儿？我要宰了他！”观众们也都表示不满，跺脚、击掌、发出嘘声，那老板才停止了他蹩脚的广告。

　　小插曲之后，笑声又起……映到最后一场，当看到卖花姑娘终于认出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卓别林注意到爱因斯坦博士在拭去眼角的泪花。

　　翌日，卓别林赴纽约，为4天后的公映作准备。到了之后又大吃一惊，联美公司的职员们什么宣传广告也没做。只在报上登出一条例行公事的启事

　　“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简直了无生气。他警告那些职员们：

　　“不能全凭观众对我个人的好感，必须要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平时不放电影的戏院放映。”

　　他花3万元在纽约最大的报纸用半个版面，接连3天向影迷观众广而告之：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票价5角至1元

　　他又花了3万元在戏院门口，竖起一块大电气招牌。自己动手，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定下银幕上的影片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谈为什么要坚持拍这部无声片的理由。记者们带着问题和答案走了，联美公司内部的职员们心存疑虑。因为当时轮映的各大电影院，放映有声电影的首轮影片定的票价最低3.5角、最高8.5角，演员还亲自亮相与观众见面；而卓别林却将其无声片的票价定为最低5角、最高1元。他们对卓别林的不让价表示不理解和担心，卓别林对他们的解释是，正因为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

　　纽约的初映情况很好，但卓别林半个晚上没睡着，他考虑的是出席初映的有头有脸的人和行家较多；这还不能代替上市公演，最重要的是看一般的观众的反映。

　　他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被惊醒，他的负责宣传的职员兴奋地冲进他卧室：“伙计，真有你的！一炮打响，上午10点起，排队买票的人绕过了整个街区，交通堵塞了。观众都争着抢先进影院，去了10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还是去看看吧，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

　　与科汉戏院的打对面的是3000个座位的派拉蒙影院，当时正上映走红的有声片《风流寡妇》，担任主角的法国著名演员、歌星莫里斯还亲自登台，一周卖座3.8万元。而1150座的科汉戏院放映无声片《城市之光》每周收入8万元，并超出合约连映了12周。纽约轮映网的大影院要求科汉戏院停映，他们用高价订下了这部影片。

　　这一年即1931年，卓别林又登上“奥林匹克”号轮船，去伦敦主持《城市之光》在欧洲的首映。

　　暌别英国又10年，他又回到故乡怀抱。伦敦万人空巷，卓别林的轿车在好几个街区和广场无法行驶，只好站在车顶，向人们挥手致意……从古老华丽的卡尔登旅馆窗户望出去，街上贴着一些海报，有一幅上面写着“查理仍然是我们的宠儿”。卓别林觉察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不禁在心中一笑。

　　是的，这位海外游子，由于对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他仍然是英国人民的宠儿。他在伦敦的社交活动是那么多，菲利普·沙逊爵士邀请他到下议院共进午餐，介绍他会见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阿斯托夫人。阿斯托夫人又邀请他到圣詹姆斯广场1号她的住宅，与文豪肖伯纳、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原首相劳合·乔治等名流聚会。卓别林向凯恩斯请教金融方面的问题，又观看英国皇家学院院长芒宁斯为阿斯托勋爵作画。

　　过了两天，他又成了肖伯纳的座上客，在肖伯纳那间俯临泰晤士河的书房里，他面对壁炉架上摆得满满的肖伯纳的各种著作，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部都是您写的呀！”

　　然后，他又成了麦克唐纳首相和前财政大臣、海军大臣邱吉尔议员的座上客。在邱吉尔爵士位于伦敦市郊的别墅中，他对这位国际知名的政治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在人生舞台上，邱吉尔先生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热忱。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他享受了权力但从不对权力着迷，他生活得很痛快，在那么繁忙的公务与生活中，他竟能挤出时间来绘油画、砌砖墙、跑马，写作报告文学、小说、传记……

　　他很喜欢和钦敬邱吉尔先生，而邱吉尔对他提出了建议：“我听说，你有意拍一部拿破仑的电影。你应当去拍嘛，这里面有极精彩的笑片资料。”然后邱吉尔很认真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进浴室。他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得他兄弟制服上满是水，然后吩咐他离开浴室。热罗姆只好狼狈地退了出去……那是笑片中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那次，正在英国争取印度独立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在东印度码头平民区的一幢简陋的小楼中接见了卓别林。他们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交谈，卓别林对拢着肩巾、光着头的甘地先生说：“我同情印度人民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而斗争。”他对甘地提出一个问题：“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想不通。”甘地点点头，笑了笑，卓别林又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甘地微笑着冷静地说：“这我明白。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与英国不一样，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不同。……例如，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甘地还告诉卓别林，一个民族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它终必自趋灭亡。

　　谈话结束后，黄昏来临。甘地盘腿坐在地板上，与他的随员围成一圈，虔诚地进行祷告。卓别林心想，这是多么矛盾呀，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么精明的法律眼光，那么深奥的政治现实感，但这一切又仿佛消失在这一片喃喃颂赞之声中了。

　　《城市之光》在伦敦西区首映相当成功。虽然那天暴雨如注，交通不便，但伦敦的观众争相先睹为快，冒雨前往。影院座无虚席，邱吉尔、肖伯纳等名人高士莅临首映式。卓别林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出席自己的影片首映，心情非常激动。他与肖伯纳并肩坐在楼座前排，观众们纷纷向大文豪和喜剧大师不停地鼓掌示意。他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这又引起了观众们的欢笑。

　　肖伯纳看了卓别林这部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作曲、自己指挥、自己制片的电影，称赞他是“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有些评论家则评论喜剧和悲剧达到高度融合的《城市之光》，不仅在卓别林的创作道路上，同时在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上，都是一座卓越的历史丰碑。

　　首映后举行了晚宴，邱吉尔先生即席演说了几句。他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泰晤士河对面（即贫民区），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卓别林没料到邱吉尔先生会说这几句话，他一时感到有点惶恐。

　　暌别10年，卓别林感到伦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921年他回来那次，还看到伦敦有不少穷困的人们流落街头，一些白发银鬓的老人和流浪汉睡在泰晤士河的堤岸边。但是这次，当他漫步在泰晤士河畔时，那些老人都不见了，睡在那儿的流浪汉没有了；街上秩序井然，商店货物充足，孩子们衣着整洁干净。在麦克唐纳首相接见时，他高兴地向首相谈到了这一点。

　　他去探望了老朋友正在写作《货币分析》的威尔斯；应邀会见了后来即位为英国国王的约克公爵。然后他去法国，看望退休定居在著名休养旅游胜地尼斯的兄长雪尼夫妇。转道巴黎时，他专门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当年他曾随伦敦卡尔诺剧团在那演出。这次兰开夏剧团又在那儿演出，杰克逊老人已是八旬老翁。他们聊起往事，老人感慨万千：“查理，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现在呢，真没想到呀！”

　　著名德国作家，曾为拿破仑、巴尔扎克等写下巨帙传记的路德维希，拍给卓别林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城市之光》，很想同卓别林见一面。于是，卓别林到法国南部，去与路德维希讨论如何写传记，谈论什么景色、艺术品最美？如美国佛罗里达海滩的日落，还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夜色中的珀修斯塑像……

　　他游历了音乐之都维也纳、水城威尼斯；然后应约回巴黎会见曾任法国总理的白里安先生、诗人诺阿耶女伯爵等人，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去爱丽舍宫，接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勋位。

　　他第二次访问柏林，受到热烈、盛大的欢迎，德国政府招待他，派年轻的约克女伯爵作陪同，四处参观。在参观德国故宫之地波茨坦，是德国废帝威廉二世的堂弟陪同解说。在富尔默博士家中，他会见了德国一些艺术界和戏剧界的代表人物。

　　重友情的卓别林没有忘记爱因斯坦夫妇的邀约，他专门去到那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拜访看望他所崇敬的科学家。他看到爱因斯坦家里铺的是破旧的地毯，起居室又兼用餐室；家具中最贵重的是一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博士在琴盖上写出关于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那架钢琴。他记起爱因斯坦夫人1926年曾说过的；博士虽然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100多万美元，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过它。

　　科学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和他们生活的清贫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他们对金钱、物质的坦然态度，给了卓别林终身难忘的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还常常猜想爱因斯坦博士那架具有历史意义的钢琴的下落，担心它被可恶的纳粹党徒和法西斯军人当柴禾烧了……

　　卓别林由德国回到英国，在会见了威尔士亲王、俄罗斯籍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之后，他雇了一辆车去曼彻斯特。中途，他特意在斯特拉特福市停留。

　　晚饭后，他特意步行去寻找莎士比亚故居。夜色已浓，四下漆黑。走着走着他出自本能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过去；又本能地在一所房子外停下脚步，掏出火柴擦燃一根，微弱的火光照亮了房外的一块牌子，上写“莎士比亚故居”。卓别林深为自己惊奇，他想，也许自己也有诗人的灵感，这样才与伟大的诗人、剧作家的灵感相冥合。

　　翌日早晨，斯特拉特福市市长弗劳尔爵士到旅馆看望卓别林，亲自领他去参观莎翁故居。卓别林对莎翁剧作创作的人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出生在乡镇、当过剧场杂役和演员的莎翁，会多写些普通人物，可他剧作中多数人物形象都是些王公贵族。

　　结束了在英国北部的旅行，他突然收到道格拉斯从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瑞士拍来的电报。于是，卓别林把雪尼也一同邀去度假。其实，卓别林花那么多时间遍游欧洲名胜，一方面是拍摄《城市之光》消耗颇大需要休息，另一方面是产生了失去目标的感觉。虽然《城市之光》的成功如此巨大，赚的钱超过当时任何一部有声影片的收入。但是，他已看到和承认有声电影在创造人物形象上比无声片更有前景。他担心自己已经落伍于时代，几分沮丧的情绪老是挥之不去。

　　有时，当满座高朋离去，或是他独对大海、雪山、教堂、牧场，他也曾考虑过是否拍它一部有声电影。但常常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难受得不知何去何从！因为他担心它永远达不到他无声片的艺术标准。跟朋友闲聊时，有人觉察到他的矛盾心理，提议他不妨让流浪汉开口。卓别林认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这个定了型的人物，他脱胎的模子和他的那身破烂装束，都与他的不说话分不开了。

　　他延长假期，正是与这个矛盾心理分不开有关。然而，渴求工作的内心深处，却有个声音一直在催促这个艺术家“快回好莱坞去吧，开始你的工作，才能抛开这烦恼！”

　　雪尼陪着他到意大利威尼斯，登船送他半程去日本。他之所以要经过亚洲返美，是因为他看了一本谈日本文化、戏剧的书，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1932年1月，他们乘坐一首日本轮船，游览了埃及、开罗、突尼斯、卡萨布兰卡等北非几个城市。穿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印度洋，抵达美丽的新加坡。一到那，卓别林就感到进入了“中国杨柳青图画盆子上描绘的气氛”中：

　　海岸边长着气根垂地的榕树，游艺园中中国演员在耍杂技。他们看了一出连演3晚的京剧，卓别林说：“扮演王子的15岁姑娘，歌唱时真有遏云裂帛的嗓音。第3天晚上，演到了全剧的高潮。有时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的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谐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的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的人的无限悲哀。”

　　从新加坡起程，他们到了热带岛国印度尼西亚。卓别林看到当时巴厘岛上的妇女上身都不像后来着衣，而是裹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头上顶着盛着水果的竹篮，如风摆杨柳。他们还在巴厘岛观看欣赏了优美的印尼民族舞蹈、音乐，参观了风格独特的庙宇。

　　卓别林从雅加达起航抵达中国上海。在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大都市里，他应邀观看了由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他为欣赏到这门古老的戏剧感到高兴，更为梅兰芳先生的男扮女装的表演形式深感惊讶。他惊叹梅先生那优美的身段、灵巧的动作和妩媚的神态，简直比女演员还要女性化。

　　轮船在5月中旬抵达日本，卓别林的日籍司机小野这次兼秘书、翻译，他已先期到达。日本人兴师动众来欢迎卓别林，飞机在轮船上空散发欢迎传单，码头上拥挤着成千上万身着和服的人们，日本政府为他备了一列由神户开往东京的专车。东京车站外聚集了3万多人，鲜艳的和服宛若初夏怒放的花卉，雪尼被挤得跌倒在地……

　　在日本，卓别林欣赏了樱花、茶道，观看了歌舞伎表演。同时，他感受到了某种神秘气氛：秘书小野常表露出不安和忧心，如经过皇宫时他焦急地让汽车停下，问卓别林可否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有次他告诉卓别林，有人要邀他去家中看绢绘春宫画。卓别林不去，小野就感到很为难，说那帮人恫吓他几天了。结果那6个人真的找上门来，威胁小野说卓别林不去看画，就是欺辱他祖宗。卓别林才不怕这种人，他大怒离去。又有一天，雪尼发现他的旅行包和所带资料都被翻动了。

　　更奇怪的事发生在5月15日，当时是犬养毅首相的儿子犬养健请他们在观看相扑比赛。一个随从把犬养健叫走，相扑结束时，他脸色苍白地回来。卓别林关切地问他是否病了，他摇头，突然双手捂脸呜咽着说：“我父亲刚才被人暗杀了。”原来，6个海军军官闯进首相官邸开枪行刺了首相。卓别林把首相的儿子送回家里，看到了席子上还有一摊血。一大帮记者正在采访报道，他们请卓别林发表了讲话。雪尼私下对卓别林分析：这个暗杀事件，是整个神秘案件的一部分。6个刺客打死了首相，此前有6个黑手党似的家伙威胁过他们，他们的东西也被翻动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多少与卓别林一行有关。

　　此事果然被雪尼言中。后来英国作家、记者拜厄斯写了一本《暗杀政府》的书，涉及到日本部分，卓别林遇到的神秘案件真相大白：当时，要卓别林向皇宫鞠躬的是日本的法西斯组织黑龙会，书中有关审讯刺杀首相的凶手，有这么一段记叙：

　　据主持策划这次暗杀的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在军事法庭上供认，阴谋分子曾经讨论一项轰炸众议院的计划，企图以此导致军事管制。……再有一项计划，如果他不是在法庭上招供出来，那确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先生出席茶会，青年军官认为可以乘开茶会时冲进首相官邸。

　　法官：暗杀卓别林，这有什么意义呢？

　　古贺：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法官：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你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古贺：因为，后来报纸透露，举行茶会的事还没确定。

　　这个凶手还说，他们之所以最后放弃了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对此发生争议，有人认为，暗杀了这个喜剧演员，未必就会挑起日美战争、增强军方势力”。

　　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入侵了中国东北地区，为了加快军国主义步伐，军方的战争狂热分子和黑社会勾结，演出了这幕丑剧。卓别林认为，当时军方与黑龙会派出的杀手已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但最后发现他并非美国人而是英国人，才停止了暗杀行动。

　　这是卓别林此次休假，游历欧、非、亚期间，遇到的一桩有惊无险的事情。另一件令人可笑的事发生在德国，1931年希特勒的纳粹党人刚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他们自己办报还把手伸进许多报刊。他们就在这些报刊中攻击卓别林，说德国人民那样狂热地欢迎一个电影演员，实在可笑……

　 

第十六章　　有声电影时代的无声巨片《摩登时代》

 
 
　　离开好莱坞8个月的卓别林，回到了贝弗利山家中。家中的一切是那么宁静，两个孩子都去了他们的母亲那儿，斜阳在草坪上铺下一地金黄。好友道格拉斯与玛丽·壁克馥已经离异，那个欢乐的小天地已不复存在。他独自一人守在家中，想打电话邀两位朋友来吃饭，却竟然想不起一个人来。于是他咐嘱仆人不开饭了，他径自驾车去好莱坞。

　　好莱坞也经历了一场变化，原来那种优美宁静的空气似乎消失，电影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大工业。各家电影制片厂都完成了录音技术的革新，装备了复杂的配音装置。在高大的摄影棚和宽敞的摄影场上，大的像小房间似的摄影机，机械一样发出隆隆的响声，推来推去。一些穿着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带着耳机高坐在电线盘来绕去的设备后。演员就在他们的面前表演，传声器像钓鱼竿一样在他们头顶上空移来移去。一切是那样繁杂，让卓别林看了心中很不舒服。他想，一个演员周围布置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叫他怎么思考问题、进行创作呢？

　　他沿着大街踱步，心中盘算着：演无声片的演员几近全部消失，只剩几个还在徘徊，自己何去何从？无声电影的时代肯定已经结束，而自己又无意跟有声电影唱对台戏。是否应该就此退休，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中国做个寓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鼓舞自己在好莱坞呆下去了。

　　虽然报纸、电台公布了他回到好莱坞的消息，但没有记者、影迷访问他。他觉得自己已与这个电影世界隔绝。唯有观众对《城市之光》是狂热的，里夫斯告诉他几个月来已净赚了300万，每月还不断地有十几万汇进他的账号。

　　他闲逛了3周，脑子里不时转到那个去中国香港侨居的念头。他认为如果收起摊子移居香港，把拍电影的事彻底抛开；既不会像在好莱坞一天天无所事事“烂”下去，又能在那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美丽的海滨城市生活得很好。

　　他与丽泰·格雷离婚已5年，十分寂寞，想改变一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有一天，乔·申克约卓别林到他的漂亮游艇上去度周末。卓别林欣然前往，他承认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乔的游艇上通常会有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和想当演员的美丽姑娘，卓别林期望在她们当中撷取一朵花儿。

　　他果然如愿以偿，那是从纽约来的女演员宝莲·高黛。

　　漂亮苗条、愉快开朗的宝莲·高黛也离了婚，她来到好莱坞给米高梅公司拍一部电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遇上了久慕大名的卓别林，她告诉他，说想把5万美元投资到一家电影公司。那天，她已将全部文件带到游艇上，卓别林知道那家公司做的是皮包生意，就坚决地劝阻她。说自己几乎从有电影业以来就在这一行里干，对投资电影这件事可说是了如指掌。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除非电影是由自己来拍，而且即使自己投资来拍，都得担风险。他又对宝莲举了个例子，好友报业大王赫斯特是个亿万富翁，为拍电影都赔了700万。

　　宝莲这才省悟，感谢卓别林的提醒，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周末常在一起休闲消遣。

　　当他们把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线从头跑到尾后，就到洛杉矶的圣佩德罗港口去看各种游艇。有一条待售的漂亮游艇，长55英尺，有3间房舱、一个厨房、一间舵室。卓别林和宝莲看了都很喜欢。宝莲说：“如果你能拥有这样一条船，那咱们周末好玩的事就多啦，可以到圣卡塔利娜岛去。”

　　卓别林心中一动，抽空去找船主打听行情。那是一位电影摄影机厂的老板，他带着他们上艇参观。一周之中，他们去看了3次，后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再去了。谈好价后他买下了这条游艇，并对宝莲保密。他悄悄地作好了航行到圣卡塔利娜岛的准备，购置了各种必需品和食物。请了以前在启斯东厂一块拍过电影的、有船长执照的安迪，从家里叫来日本厨师弗雷迪。然后在星期天，带上宝莲前往圣佩德罗港口。

　　宝莲说：“你总不见得又去看那条船吧？”卓别林说：“我想再去看一次，最后作决定。”宝莲一听，摇摇头说：“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我太不好意思啦，我在车上等你算啦。”他们的车停在码头上，宝莲说什么也不肯下来：“不下，你一个人去，咱们还没吃早点哩。”

　　卓别林想了不少办法，把她哄到游艇上。艇里布置一新：餐桌上铺着粉红和蓝色的台布，摆着粉红和蓝色的瓷器，厨房里飘出来煎火腿蛋的香气……卓别林做了个优雅的请吃动作：“船长挺客气，请咱们吃早点，有火腿煎蛋、麦饼、土司、咖啡。”宝莲见船主不在，便四下打量，认出了卓别林家的厨师弗雷迪。卓别林忙说：“你想要星期天有个什么地方去玩。那么吃了早点，我们就去圣卡塔利娜岛游泳吧。”他接着宣布买下了这条游艇。

　　宝莲一时呆住了。“等一等再开船。”她走下游艇，在码头上跑了几十米，然后两手捂住脸激动不已。卓别林笑着喊：“喂，快来吃早点呀。”宝莲这才又回到艇上：“我非得这样来一下，才能从突然的惊喜中恢复过来。”弗雷迪满脸是笑端出早点。安迪把游艇开出港口到了海上……

　　虽然每个周末，与宝莲在一块是令人高兴而愉快的。但由于老是乘游艇出海，参加宴会，观看赛马，泡夜总会，时间消磨得飞快，眨眼之间1932年就不再回头了。一种负疚心理在卓别林游乐时，常袭上心头“我在这儿做些什么嘛，为什么不去干工作呀？”

　　他开始向他的秘书口述旅行回忆录，但这本书初稿写完后却未交给收购的报社，也一直未出版。他还想写一本论社会问题的专集，但他自知，电影对他来说比笔更足以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

　　有次，一个青年影评家的话使卓别林的心灵受到一点冲击。那位年轻的影评家说《城市之光》固然很好，但看了总觉得它接近伤感，希望卓别林再拍电影时要多采用一些写实手法。卓别林则认为，在一部影片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有意义的乃是想象力。例如《城市之光》流浪汉帮盲女缠毛线的镜头：盲女什么也看不见，一味地缠。流浪汉两手撑开毛线，深情地看着盲女。然而，缠来缠去，毛线球上的线竟和流浪汉身上的破毛衣和破毛裤的线头搅在一起，全扯了出来。盲女当然没发现，而只剩下内衣短裤的流浪汉也未告诉她。想象力多么丰富又多么真实可信，又多么受观众喜爱呀……

　　他的思维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想到了再拍一部电影。这个想法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是出人意料的。那次，他和宝莲旅行到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正举行赛马大会，他们应邀出席，主持者请宝莲去给获胜的骑师授奖。卓别林听她在扩音器前讲话时，感到惊讶。原来当地的赛马与美国肯塔基州一年一度的赛马仪式差不多，也是请女士、小姐授奖，于是宝莲模仿了一下。卓别林没想到出生在纽约的宝莲，模仿起肯塔基的交际花来是那么惟妙惟肖。

　　他被宝莲的表演才能激起了兴致，他觉得宝莲模仿交际花时，有点像一个都市街头的流浪女郎。他在心中暗暗为自己这个发现喝彩，这是很有趣的呀，可以把它搬上银幕。可以想象一个流浪汉和一个流浪女郎，相遇在一辆拥挤的囚车里，知情识趣的流浪汉把位子让给流浪女坐，这是多么精彩的一段，可以就此编制笑料，展开喜剧情节……

　　他的思想开始进入创作状态，那就是观察日常生活、回忆所见所闻、分析社会现象，联想思索，构思文学剧本。

　　30年代初，正值经济危机。卓别林记起他在欧洲度假时，所看到的一些令人深思的情形。有的地方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老高，但是饥饿的人们就在它们旁边眼巴巴地徘徊。很多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有些地方爆发了罢工游行。在一次聚餐时，他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发现了更多的黄金，否则救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便宜的劳力能与自动装置竞争。他当时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自动化好，但也减少了就业的机会。

　　有一次，卓别林要去汽车城底特律。纽约《世界报》一位记者就讲了那里的大企业的情况，一些乡村中的健康年轻人被大工业吸引到工厂里，在传动带一类高效率的装置下，连续4、5年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险，精神上相当紧张，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卓别林还知道有一个工厂，为控制工时，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那些工人多上几次厕所，就会被解雇……

　　于是1932年的秋天起，他构思写作一部他称为“第五号作品”的《群众》（暂名）。他边写边设计各个角色与场景镜头，到1934年夏他第一次独自写出完整的分镜头剧本，把它更名为《摩登时代》。

　　秋高气爽的10月，《摩登时代》在好莱坞开拍。重场戏外景则在洛杉矶的码头区设置，卓别林在那里不惜工本，花50万元搭起了面积为2公顷的工厂区与街道……10个月过去，到1935年7月拍摄完，然后在两个朋友帮助下，谱写、整理音乐与配器。试片后，再剪辑一次。全片耗费7万米胶片，制成后全长2320米。

　　夏天里，几年来他第一次破例在制片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创作、拍摄3年的作品名字。年轻的新闻界人士看到卓别林制片厂的建筑后，均有昨日黄花之感。因为大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制片厂，全都已拥有巨大的摄影棚，成为电影企业了。唯有卓别林仍保留着17年前的、手工业式的矮小厂房，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个人在拍无声片。

　　年轻的记者如此写道：“看卓别林导演《摩登时代》，使人追忆起电影史上前10年情况。这家制片厂和要求绝对保持肃静的好莱坞有声电影制片厂成了一个对比，拉布雷亚路的制片厂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在拍摄时大声喧闹的制片厂。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喧闹声中执行导演工作的卓别林，正在用那些早已为别人所放弃的方法，拍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

　　这世界上最后一部无声电影到底如何？又是美国各大报刊的记者在1936年2月5日，从纽约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大批警察努力把里伏电影院入口前的人群清除掉，因为上万的影迷把百老汇大道拥塞住了……”随后，报道说，公映的第一周观众人数打破了记录，再以后它风靡了全美，广大观众很喜爱这部片子和卓别林的新形象。他在片中挑了个摩登的职业：大企业的机械工人。

　　影片篇头字幕是“《摩登时代》是有关工业和个人奋斗的故事——人类为追求幸福而战斗”。

　　片头一开始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蒙太奇：一大群羊冲过一扇栅栏门，接着是一大群工人涌出地铁到工厂去上班……

　　大工厂里占主宰地位的，是大型自动化机械。经理为提高效益还要在厂房里安装电视挂屏和摄像装置，来监视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工人。查理一刻不停地拧紧传送带上运送的大螺丝帽，动作稍慢就跟不上传送带的运转。他实在忍不住想搔搔痒，马上其他工人就接不上趟，整道工序就混乱了。工长斥责他，经理从电视挂屏上警告他，他只有像机器人那样拼命快速地工作着……

　　经理仍想提高生产力，一个发明家建议使用他发明的“自动喂饭机”，让工人吃饭时也能手不离带地工作。查理被选来试这新玩意儿：他站进一特制的装置，面板卡住他脖子，手可以在传达带上拧螺丝。发明家开动了“自动喂饭机”，插着煎玉米的旋转轮子过来了，查理只要张嘴，玉米棒旋转着就被啃去一小圈玉米粒；一匙汤又自动送到他嘴边，跟着一块毛巾自动过来替他擦嘴……发明家问他如何，这小人物下意识地点头表示可以，经理很兴奋。

　　突然，“自动喂饭机”运转失常：叉着玉米的轮子飞快移动，玉米棒撞击在查理的鼻子上，汤匙把滚烫的汤浇了他一头一脸，软软的毛巾也成了抽打他脸的东西……查理扭头转脸想避开，但脖子卡得死死躲不开，“自动喂饭机”在飞快运转，玉米、汤匙、毛巾从两侧，下边轮流打击他。他使劲也挣不开，鼻子被玉米棒打出了血，这台喂饭工具竟变成无情地折磨、击伤他，使其挨饿受辱的机器。查理惊恐而苦恼，观看的工人们恐慌却爱莫能助，发明家手忙脚乱……

　　“自动喂饭机”行不通，经理下令加快全部机器的运转速度。传送带的快速和工作动作的单调，使查理精神紧张过度，动作慢一点竟扑倒在传送带上，被卷进机器中，工友们急忙停住机器，从巨型齿轮中把他倒出来。他终于神志失常，只要看到像螺丝帽的东西就拧。甚至看到工厂女秘书衣服和裤臀部位的纽扣、装饰物，也跟上去拧紧……他把机油喷射在工长、警卫脸上、身上。他被关进了疯人院……

　　查理病愈出院，却失掉了工作。他在街上流浪，看到一辆卡车上掉下来一大块红布，遵守公德的他就捡起红布追赶汽车。背后街上碰巧有一队游行示威者在拐弯，看见红布挥动着就跟上去。警察认为查理是领头人，把他投进监狱。而在那里，他觉得比在工厂里干活舒服。他的犯人伙伴和几个匪徒都想逃跑，匪徒把麻醉剂放进盐瓶中充盐，想麻醉守卫。查理糊涂地吃了后神志不清，竟帮助守卫抓回企图越狱的伙伴……于是他被放出，并进了造船厂。

　　他不小心把一条尚未造好的船放下了海，自己也失了业，他此时向往有吃有住的监狱，设法使自己被抓上开往那里的警车。在车上邂逅因偷抢食物被捕的流浪女郎（宝莲·高黛饰），他爱上了她，两人逃离了警车。

　　查理在一家大百货公司找到一份守夜的工作，他为了女友还兼穿滑轮鞋进行表演。他在楼梯和楼口以惊险吓人的溜冰式舞蹈动作，为公司推销了许多滑轮鞋。但别人又以窃贼的罪名把他送进监狱。

　　他出狱后，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女友，她在这里当舞女。查理也在此做了侍者，他举着烤鸭穿过小舞厅，随着舞步挤过拥挤的跳舞人群，那只烤鸭也好似在跳舞……他又当了歌咏者，演唱《我在寻找蒂蒂纳》，大受欢迎。但酒店里的客人对他年轻貌美的女友过于殷勤以至发生冲突，最后警察又追逐来了，他俩逃出酒店，不知方向地向前走去……

　　《摩登时代》是卓别林在艺术上最大胆的一部作品，是世界上最后一部无声故事片。但在片中，他运用了很多音响效果。虽然人物没有对白，但在影片尾声，他让观众第一次听到他唱的歌，一首国际闻名的流行曲《我在寻找蒂蒂纳》。他混用英、德、意、俄、西班牙，可能还有犹太文的单词来合成这首歌的歌词。各国报刊、电台纷纷报道“夏尔洛终于开口！”“流浪汉第一次发出了声音”“卓别林以一首歌来告别他的无声时代”。

　　此片没有对白与紧凑的情节，却因奇特的构思、大胆的想象、许多轻松活泼的插曲等“附加品”，博得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包括那首奇怪的歌曲。美国的电影评论界的态度却是冷淡的，有报道说：“电影批评界都一致替这部影片的缺乏统一性表示惋惜。批评界认为这部影片的作者只是用一条非常牵强的线索，把一些有趣的或优秀的特别事件混在一起而已；可以很恰当地说，这部影片是既无‘起’，又无‘中’，又无‘讫’。”“但广大观众却很喜爱这部影片，他们很庆幸在影片中再度看到从前的夏尔洛……并不太多地表现心理状态，也不大谈社会学和哲学的夏尔洛。”

　　可是，恰恰有人就非常武断地认定了这部影片的社会意义。一些大资本集团的喉舌报纸如此攻击“卓别林还从来没有变得这样强硬和叛逆过。……他更明显地成为企业巨头们和警察的公开敌人了，人们是不会饶恕他的。”

　　在纳粹党掌权的德国，《摩登时代》遭到禁映。希特勒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命令其在巴黎的代表，以盗窃他人作品罪控告卓别林。这个戈培尔在德国大资本家的支持下，于1933年获得德国电影托拉斯的领导权。设在巴黎的托比制片厂即属德国公司，该厂在希特勒上台前的1932年拍过《我们要求自由》。系由法国导演雷纳编剧、导演，其中也提出了失业和机器的问题。但因为雷纳未依法取得剧本的著作权，所以托比就能以制片厂拥有本片的名义，诬蔑《摩登时代》抄袭该片。他未征求雷纳的同意，就迫不及待地指控卓别林。

　　然而，在法庭辩论时，雷纳的证词击败了托比。雷纳一开始就宣称：他对能给予他的老师一些微小的帮助感到骄傲。《我们要求自由》的真正创作者所作的证词，使戈培尔的下流手段落空。卓别林没料到的法西斯分子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第一次较量，就在友好的、正直的法国艺术家的支持下获胜了。

　　《摩登时代》在洛杉矶上映时，卓别林一如既往在影院厅灯熄灭后，进去观察观众们对影片的反应。这次，他出入几家电影院的结果是，发现了一个既成事实：自《城市之光》上映5年后，一些生来就不知道“无声片”为何物的儿童们，都不了解《摩登时代》中的人物，为什么不说话光打手势？

　　1916年以来，卓别林就保持着收集影片信息反馈的作法：他总是抽查式地找一家大众化的影院，出其不意地放一部尚未公映的影片。他每次以极度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然后通过剪辑、修改去掉某些拍摄中认为是很不错的画面。

　　他非常重视各类观众的初步反应，尤其是重视儿童的反应。他要是懊丧地说，孩子们看到某个插曲或某个镜头时没有发笑，他的合作者、工作人员就知道他要下决心剪掉或重拍这一场、这个镜头了。他在《巴黎一妇人》上映时，曾说过：“我从不努力地去献媚观众，但我也从不企图阻止观众发表意见。”

　　这一次，洛杉矶新一代儿童的反映，以及一些朋友们的态度，促使他下了决心。没过多久，他就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将是对白片。

　 

第十七章　　南中国海滨的秘密婚礼

 
　　是什么内容呢？他过去曾有过拍摄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的打算，也有拍《耶稣的生平》的意向。他曾与友人说过，耶稣是传道者臆造的，从未存在过。他有过改编小说《好兵帅克》的考虑，也有过5次拍摄《拿破仑》的计划。他自己扮拿破仑，约请某女歌星或别的女演员饰约瑟芬皇后。他以往认真研究过拿破仑的传记，他眼里的拿破仑与别人眼里的拿破仑不一样。他说拿破仑是一个虚荣心强、易于动怒、多情善感的人……他想这样写拿破仑：1821年这位法兰西皇帝逃出圣赫拿岛后，发现世界面貌已与过去大异，欧洲成了商人的天地。他什么都不懂，都不适应，最终成为一个幸亏没有老死他乡的流浪汉……

　　他没有再构思下去，卓别林决定休一次长假，一来恢复疲惫的身心，二来他想彻底地放松，不想听任何有关影片的报道。这，只有不动声色地离开好莱坞和洛杉矶了，因此他决定赴檀香山。

　　他带着宝莲和她的母亲悄悄地坐轮船，第一站到了旧金山。他们上岸去买了一些旅行用品，返回船上经过码头的仓库时，卓别林看见那儿堆放着的货物箱上盖着运往“中国”的字样。他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咱们到那儿去。”宝莲问：“到哪儿去呀？”他说：“到中国去。”宝莲一惊：“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因为原来只说去檀香山，卓别林说：“咱们现在就去，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宝莲急了：“可是我什么衣服都没带呀。”“你需要什么，都可以到檀香山去买嘛。”卓别林说。

　　卓别林是那么喜欢在海上航行。他认为，航海是一种灵丹妙药，没有什么能比航海更容易恢复人的健康，抛开人从尘世带来的烦恼了。不过，等船舶把人带到海上医治好人的病痛后，最后还得驶进港口，把对大海依依不舍的人送回无聊沉闷的世界。

　　果不其然，船抵檀香山，卓别林就大吃一惊：有关《摩登时代》的大幅广告高高竖立，大批的新闻记者已等候在码头上。船刚靠岸，他们就涌上甲板拍照、采访。

　　以后，他对船长打了个招呼，在旅客登记本上写了化名，到东京时才没被记者发现。

　　他们继续南下，到了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太平山顶、铜锣湾畔，留下了卓别林和宝莲的依依身影。他们到了广州，珠江岸畔的长堤，沙面的大榕树下，荡漾着卓别林和宝莲的欢快笑声，他们在南中国海海滨秘密成婚，共度蜜月。然后，取道新加坡登船返回美国。

　　在整个半年多的度假航行中，卓别林在船上只遇到一个名人：法国诗人、作家、电影导演让·科克托。两人交换了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科克托说他自己是一个黑夜里的诗人，卓别林是一个阳光下的诗人……

　　卓别林与宝莲回到好莱坞后，朋友们和新闻界这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大家向他们祝贺一番。联美公司和他的制片厂送来另一个祝贺的消息，《摩登时代》已风靡全美，正发行到世界各地。

　　《摩登时代》放映后，群众和观众说，影片诅咒了大资本家为榨取高额利润，不断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影片表现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各界人士评说，卓别林以极其高明的艺术技巧和极其荒诞的艺术形式，揭露了大机器时代制度的荒谬、反常，具有很强的思想深度和认识价值。它描写了“本来应该使人摆脱繁重劳动的完善的机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的过程。有的评论家说，可以从这部影片中，学习到“比听哲学家的学术演讲的更多的东西”。有的评论家说，这影片是艺术形式的《资本论》。有的人甚至编了这么个故事，说爱因斯坦看了这部片子后，曾写了一封信给卓别林，信中说“亲爱的查理，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看懂，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伟人。”

　　香港之行使卓别林接触到一些俄国贵族及他们的后裔。1931年他访问上海时，就接触到一些俄国贵族，当时他们流落在那里被称作“白俄”，一些男的打工，女的当舞女。他想以此为题材，为宝莲写一个电影剧本。

　　故事叙述一个年轻富有的美国人旅游到中国，在香港时遇到一个漂亮的“白俄”舞女与他产生了浪漫的爱情。卓别林用了好几个星期把这个剧本搭出了架子，并且他想让以演西部英雄形象闻名的、表演真实的贾莱·古柏来演男主角。他对写好这个剧本很有热情和信心，而宝莲也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浪漫故事能感动人。

　　此外，他还想写一个《巴厘岛的野女郎》的剧本，由宝莲来演。
 
 

第十八章　　笑与怒的史诗《大独裁者》

 
 
　　但是1937年的世界局势，使他终于放下了上述计划与已经在创作的关于俄罗斯贵族后裔的剧本。

　　1933年初，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对内迫害进步人士、犹太人，对外加紧扩军备战。那时，卓别林收到美国记者范德比尔特访德时，寄给他的一套明信片。整套印的都是希特勒在演说，每一张相片拍的是不同的姿势。有一张是希特勒在向人们大声疾呼，手掌弯曲的像两个爪子。另一张双手在胸前紧握，像在抓举哑铃一样。还有一张他敬礼的，右手向斜上方挥起。卓别林看了那样子，就想到要在他手上放上一叠龌龊的盘子。更叫他惊异的是，希特勒的模样怪怪的：鼻子下留着一小撮牙刷似的胡子，脑袋上竖起几绺乱发。看上去简直是在拙劣地模仿卓别林扮演的夏尔洛，卓别林看了这套明信片的感觉是滑稽可笑。

　　等到他的好朋友爱因斯坦夫妇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先后被迫离开德国流亡到美国来时；他就觉得希特勒的那副嘴脸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阴险恐怖了。一个世界首屈一指的伟大科学家，和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他们为德国在全世界范围赢得了荣誉，却在本国遭受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卓别林认定与他同年而生的希特勒，是个疯子！

　　他所看到的范德比尔特所写的报道文章，也印证了这一点。1934年希特勒自称元首在德国大搞个人崇拜，鼓吹种族优势，将它们酿成现代宗教，变成独裁统治，实行法西斯专政。把大批进步人士、犹太人投入集中营，进行残酷迫害，大肆屠杀。由于在范的文章中那些暴行近似于荒唐，当时的美国读者很多人不相信那是真的。但卓别林坚信不疑，因为那个希特勒疯子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公然在1936年出兵入侵西班牙，支持亲法西斯的叛军首领佛朗哥，建立独裁统治。

　　卓别林看到战争阴云已四下密布，纳粹分子正在步步进逼。他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痛心地说：“我们很快地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那四年惨厉屠杀。我们很快地忘了人类遭到破坏后留下的创伤，那些四肢都被截去的残废者，那些断了胳膊，缺了腿的，瞎了眼的，毁了下巴的，患了痉挛成了瘸子的。即使是不曾被打死打伤的人们，也逃不了他们的厄运，许多都已精神失常了。”

　　也就是1937年的一天，卓别林与英国电影导演、制片人科达聚会时，与科达谈到希特勒的模样，与他本人化装成流浪汉的模样很相似。科达就建议说，可以根据相貌相似引起误会的情节，编一个有关希特勒的故事，卓别林可以一个人兼演两个角色。聊天时，卓别林还没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希特勒只是个可笑的疯子。

　　但随着战争阴云的逼近，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决定写一个反对战争、讽刺希特勒的剧本。这是一部有声影片。他想到了如果是扮演希特勒，他就可以当着一大群观众胡说八道。而扮演流浪汉时可以仍旧像以前那样不开口。希特勒的故事，可以最好地用来模拟、嘲笑、表演。

　　这位有良知和大无畏精神的艺术家，就这样决心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他说：“一场战争正在酝酿中……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丑恶的怪物，正在煽起战争狂热，这时叫我怎能一心地去迎合妇女们的兴趣，写浪漫故事或是谈爱情问题呢？”

　　1937年下半年，他秘密地创作后来被命名为《大独裁者》的剧本。到1939年春，他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分镜头剧本。他构思设计了相貌相似的托曼尼亚国独裁者、双十字党党魁兴格尔，和犹太理发师两个主角，均由他扮演。一个犹太姑娘哈娜，由宝莲扮演。而巴克特里亚总统拿帕隆尼，是隐喻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

　　他设计的双十字党党徽与德国纳粹党的“X”字党徽，兴格尔的像貌、军装同希特勒的相貌、军装，形肖酷似。兴格尔在衬着光焰万丈的双十字党党徽的广场对数万人演讲的背景，同希特勒在国社党党代会悬挂无数面巨大的

　　“X”旗的会场讲演的背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有声电影剧本仍是喜剧样式，采用循序渐进式的结构。片头字幕是：

　　虽然独裁者兴格尔和犹太人理发师两人完全相像，那不过纯粹出于巧合而已。——这里叙述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疯狂支配了某一时期的故事。这个时间，自由遭到践踏，人性被横加蹂躏。

　　故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开始。大战还没结束，处于劣势的托曼尼亚国军队的长射炮阵地，士兵们把硕大无比的炮弹装入巨大的炮筒，目标是前方的巴黎圣母院。司令官命令被抓去当兵的矮个子犹太人理发师发射炮弹，理发师一只手捂住耳朵，一手拿动炮栓绳子。然而，炮弹只炸掉了一个公共厕所。

　　司令官又令理发师发射一次，大炮却发出令人不安的奇怪声音。巨大的炮弹冲出炮筒口，“咕咚”一下掉在本方阵地上。司令官按军阶大小，一级命令下一级去检查炮弹雷管，最后轮到理发师。他也想命令身后，但身后一个人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他慢慢地围着炮弹转一圈，谁知炮弹头对着他也慢慢转一圈，吓得他站住不动，炮弹也停住不转。稍后，炮弹冒出了烟，越转越快，吓得理发师拼命逃回去扑倒，炮弹爆炸。

　　飞机又来空袭大炮阵地，他们又一级命令一级用高射炮防空。理发师军衔最小，只得爬上炮座。敌机猛烈轰炸，但理发师不懂操作技术，只知胡乱摇动摇轮……

　　托曼尼亚军败退，军官修尔兹负伤，善良的理发师救了他，乘飞机逃跑……飞机被击中从天而降，修尔兹被救走。理发师由于脑震荡，战后被医院长期收留治疗。

　　战后，托曼尼亚国发生了政变。双十字党领袖、小个子的兴格尔，登台成了统治者。托曼尼亚国四处飘扬着双十字党党旗，到处涂抹着巨大的双十字。兴格尔在广场上对着数万机器一样列着队的士兵，和数万教徒一般狂热的追随者发表演说。他说的是谁也不懂的托曼尼亚语，由议员翻译。他否定民主自由，鼓吹军国主义。他说，为了扩张要勒紧裤带。于是一队高级官员，特别是肥胖的赫林元帅（隐喻戈林），就马上站起勒紧裤带，结果是裤带进断……

　　兴格尔疯狂地演说，声音有如鬼哭狼嚎，数万机器人一般的听众狂热地鼓掌，兴格尔双手一按，数万狂热的听众掌声嘎然而止。由于兴格尔情绪过于热烈，他面前的麦克风架子都被烤弯了。兴格尔煽动排犹，表情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样子，连麦克风都吓得连连后仰、两边躲闪……兴格尔要了杯水润嗓子，却将剩下的水倒进了自己的裤子。最后，译员说兴格尔总统的结论是他非常希望世界和平……兴格尔离开广场，走过以他命名的大街，大街两旁的雕塑艺术品“维纳斯”、“沉思者”等竟全都举起右手，向他行那种怪礼……

　　犹太人居住的街区一片恐怖气氛，党卫军士兵们唱着军歌，开着汽车而来。他们打碎店铺的玻璃窗，抢劫犹太人的东西，洗衣姑娘哈娜与这群畜生斗争，被他们打了一身的番茄汁……

　　理发师身体已恢复，记忆力仍不够好。他溜出医院，回到了自己在犹太区的理发店，只是不知道世道变了……一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的房子、店铺的窗户上，涂写“犹太人”的欺辱性字样。其中几个来到理发店用油漆刷子涂写，理发师正在打扫自己的店铺，他把涂在窗户上的字母擦掉了一些。冲锋队员们逼迫理发师写上最后一个字母，理发师不肯，哈娜帮他反抗，一场大乱。

　　正当理发师被冲锋队员套上绳索，准备吊在路灯柱上时，党卫军司令官修尔兹经过，认出了救过他命的理发师。命令士兵放掉他，这时理发师才恢复了记忆……

　　兴格尔扩军备战，穷兵黩武。他的信徒们发明制造各种武器军备，时时报给他自欺欺人的喜讯。一个说发明了避弹衣，百分之百的安全。请兴格尔向自己开枪，结果一枪毙命。一个吹牛皮说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降落伞，跟普通帽子一般大。兴格尔要他表演，结果他只喊了一声“兴格尔万岁”，从窗户上跳下去就完蛋了。兴格尔在国内到处设立集中营，以致国库空虚。他欲向银行家们借钱，却受到抵制。只有一个人愿借，但是个犹太人。于是，兴格尔在借款达成协议前，暂停镇压犹太人……

　　理发师的理发店在短暂的安宁中继续开业，他用破布像擦皮鞋一样擦着顾客的秃头。同时他与哈娜在短暂的安宁中产生了感情，邻居贾克尔成全他们。理发师为哈娜洗头、美发，却习惯地将哈娜当成男人，给她刮了半天胡须……

　　兴格尔在办公室里转着一个大地球仪，妄图称霸世界。他把地球仪杂耍似的顶在手指上，趴在桌上，用屁股一顶，地球仪如气球一样升上半空……突然“嘭”地一声巨响，地球仪被他折腾得爆炸了，吓得兴格尔像猴子一样抓着窗帘往上爬……

　　修尔兹厌倦了战争，他鼓动理发师及其朋友们去炸掉兴格尔的总统府，消灭这个独裁者。这需要挑选一个敢于牺牲的人，于是理发师和四个犹太男人开会，议定一个抽签似的办法。即让哈娜、贾克尔太太做五份点心，其中一份点心中包一个银币。谁吃到这个包银币的点心，谁就承担这个敢于牺牲的爆炸任务。

　　然而，五个点心盘子摆上桌后，人们迟迟不取。后来，理发师拿起一盘掂了掂重量，又拿一盘比了比，再把他认为重一点的交给邻座。谁要伸手拿点心，理发师都采取这个办法，终于分完了。

　　理发师切开点心，没看到银币，他放心的叉了一块放进嘴里，脸色骤变。但他又向邻座表示没什么，赶紧端杯喝水，小心地往下送。邻座趁机把发现银币的点心放进他的盘子，他未察觉，叉起来吃又一惊，又喝水往下送。边上的人也发现自己的点心有银币，抽空悄悄放进邻座盘中，那人也趁理发师还在喝水，马上偷偷放入他盘中，理发师由于心情紧张，只顾叉起来放嘴里，又大吃一惊，又喝水。但银币多了吞不下，并发出撞击声。因为吃多了点心又打嗝，打一次发出一次声音。

　　正当他急得满头大汗时，贾克尔也吃到银币，他决心已定宣布银币在他那儿。此际，理发师忍不住又打嗝，结果把四枚银币都喷出来。贾克尔怒问是谁开玩笑，哈娜进来说是她。她劝大家别莽撞，以免给犹太人带来大乱子。

　　由于修尔兹不同意镇压犹太人，兴格尔以叛国罪抓他入狱。不久，修尔兹越狱逃跑，但他和理发师一起被抓进了集中营做苦役。兴格尔为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与内政部长密谋进攻邻国奥迪鲁，并打算抢光犹太人的财产充军费。

　　兴格尔认为进攻奥迪鲁的准备完毕，他向参与这一阴谋的赫林元帅授勋，但赫林胸前章满为患已无余地。内政部长卡比奇得到消息，巴克特里亚国的独裁者拿帕隆尼已抢先进攻奥迪鲁。赫林说这消息不可靠，兴格尔歇斯底里揪下赫林的满胸勋章，又把赫林的上衣纽扣和裤子吊带扣子全揪掉。然后，宣布向拿帕隆尼宣战……

　　在卡比奇的建议下，兴格尔邀拿帕隆尼来谈判。在摆满兴格尔塑像的办公室，拿帕隆尼在兴格尔的塑像上划燃火柴、掐灭烟头……矮小的兴格尔引肥大的拿帕隆尼在过去的皇宫现在的总统府参观……两个独裁者坐在理发室的摇椅上瞎聊，兴格尔摇动摇轮，使他的座椅高于拿帕隆尼。拿帕隆尼发现后毫不示弱，摇得比兴格尔还高。这样一边说话一边摇，最后两把椅子摇得几乎挨到屋顶。兴格尔还要猛摇，结果椅子松掉，他摔了个嘴啃泥。

　　兴格尔邀请拿帕隆尼，在有50万观众的“兴格尔”广场上，观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举行阅兵式：轰隆隆的重炮部队和响声像风刮过的轻炮部队，咔啦咔啦的坦克部队……空中传来飞机的引擎声，两人都争着说是自己的飞机。结果传来飞机失事坠毁的声音，阅兵台上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拿帕隆尼这时不认帐，嘲笑兴格尔说，这的确是他兴格尔的飞机！

　　晚宴上，他们继续勾心斗角。为缔结一项互不独吞富饶的奥迪鲁的条约讨价还价，最后大打出手，互扔奶油蛋糕，扔得双方满头满脸的一塌糊涂……

　　兴格尔在卡比奇这个狗头军师的建议下，密令托曼尼亚军队暗暗开往与奥迪鲁接壤的边境。他自己则扮作一个狩猎者，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单独一人抵达边界。恰恰在此时，理发师与修尔兹越狱，党卫军接到命令进行追捕……

　　相貌与理发师一样的兴格尔，身着便装又行动诡秘地到了边境。他拿着猎枪，情不自禁地追赶野鸭，被党卫军当成理发师抓住。而打算越境逃往奥迪鲁的理发师，却抵达了边境村庄。先期抵达这里的部队，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兴格尔。修尔兹灵机一动，大喊向元首敬礼，于是全军将士毕恭毕敬列队致意。真正的兴格尔，却被抓进集中营去……

　　托曼尼亚军队入侵了奥迪鲁。哈娜等犹太人被抓进了农场。

　　浩浩荡荡的坦克和炮车，把理发师护送回本国广场。理发师被兴格尔的傀儡们前呼后拥，登上缀有巨大“自由”两字的高台。理发师就穿着破烂衣服将错就错，对被迫召到广场上的数万人民发表长篇演说。他的演说，不仅使兴格尔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不敢吭声，也在广场上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而且他的演说也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农场，正被冲锋队队员殴打的哈娜和其他同胞，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和掌声，在不知所措的冲锋队队员面前抬起了头，挺起了胸！

　　卓别林以极大的耐心对剧本进行推敲，他写影片中的对话平均一天大约写300字。《大独裁者》在创作时，1938年春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奥地利，1939年春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卓别林在剧本中写的奥迪鲁就是隐喻这些国家。

　　与此同时，另一场“战争”在远离欧洲战场之外的地方进行着，双方近乎短兵相接。因为一些报刊发表了《大独裁者》的剧本初稿，德意志帝国对如此露骨的反纳粹的内容大为光火。特别是卓别林竟让一个犹太人来酷肖其元首，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他们首先采取了外交措施，驻华盛顿大使和驻洛杉矶领事，先后警告美国制片商，假如卓别林或其他导演胆敢攻击纳粹主义，德国将下令禁映所有的美国影片。

　　德国派到美国的披着合法外衣的纳粹党人、谍报人员，和他们在美国的信徒、右翼分子，也想方设法百般阻挠。他们摆出各种姿态直接恫吓卓别林本人，撰写很多不同意拍摄与上映这部片子的信寄到其纽约办事处，甚至扬言要杀死他。

　　在这股甚嚣尘上的一片浪潮声中，联美影片公司收到了美国电影摄制发行会主席哈里森·海斯办事处的通知，说卓别林将会遇到影片审查方面的麻烦。美国各大影片公司已在德国投下大量资金，老板们害怕会丧失德国市场，所以采用“官方不予通过”这个办法，警告卓别林停拍。英国驻美办事处，囿于希特勒暂未进攻英国，也为能否在英国发行这样的影片感到担心和怀疑……

　　一切似乎也都好说，卓别林停拍不过是暂亏50万，但那些道具、景片、服装等以后还用得上，人可就舒服得多了。希特勒的凶恶横暴、杀气腾腾，连欧洲某些手握权柄的当政者都惊慌失措、惟求自保。他一个身单力薄的艺术家，又置身万里之外，尽可以凭他千万富翁的身价，过他悠闲自在的日子。何必非要去惹那个疯魔一般的怪物呢？

　　但是，卓别林说：“我非要嘲笑希特勒不可……我再也不曾想到，在澳大利亚野人住的地方以外，竟然会发生那样的暴行！”他下决心要把片子拍出来，即使联美公司不管，自己租影院放映也在所不计。他加强了制片厂的警卫，加快了拍摄速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不宣而战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那天；卓别林在拍片间隙，把游艇开到圣卡塔利姆岛海面度周末。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马上回到制片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随后的消息越来越坏：希特勒突然闪击西欧，突破马奇诺防线，法国沦陷；涂着“X”字标志的纳粹飞机，狂轰滥炸英伦三岛。卓别林的朋友邱吉尔临危受命出任首相，率领英国人民和军队将士奋起与希特勒战斗。

　　这时，人们需要同仇敌忾地唤起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意志，需要充分揭露希特勒战争狂人的可恶嘴脸，需要增强战胜人类共同敌人的信心。

　　影片发行商恨不得一天之内，在所有的影剧院上映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欧美的观众想马上就看到卓别林扮演的兴格尔与希特勒有什么联系。于是这一切信息都集中到联美公司纽约办事处，从那里发出的电报一份又一份地拍到好莱坞卓别林的制片厂来“赶快拍完你的影片，所有的人都在等着！”

　　他夜以继日地赶拍，在影片的最后阶段，好友道格拉斯·范朋克来到他的制片厂，看拍外景。这位热情的朋友看到其中一个镜头时，放声大笑：“我真想早点看到这部影片。”然而，影片快要完成时，道格拉斯突发心脏病去世。这对卓别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千千万万的人马上就要看到这部影片了。

　　卓别林为放映《大独裁者》积极作准备，尽管纳粹分子发出种种恫吓，宣称要在影片上映时制造混乱、在影院扔臭气弹、向银幕开枪……

　　他开始想到警察局报告这些情况，但一想，觉得这样一来，观众们若知道臭气弹、开枪什么的，就会不敢去看电影了。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找洛杉矶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会长谈谈，于是他把工会会长请到家里，说自己拍了一部反纳粹的笑片，遭到了纳粹分子的恫吓。请他们工会在影片初映时，来二三十位码头工人维持秩序。

　　会长一听哈哈大笑：“我不相信事情会闹到那个样子，查理，你有的是你自己的观众去对付那些坏蛋，只要有他们维持影院的秩序就够了，何况那些信是纳粹分子写的，他们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

　　卓别林勇气大增，他亲自到纽约包下两家影剧院放映《大独裁者》。为新闻界举行的预映放在阿斯托剧院，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也出席观看预映。

　　新闻界的人士们对影片很感兴趣，情不自禁的笑声说明了这一点。霍普金斯先生也很欣赏，他肯定地称赞地说：“这是一部很精彩的电影，很值得拍这样一部电影。”

　　1940年影片正式上映后，轰动效应持续了几年。首先是纽约人如痴如狂地争看，两家影剧院一起连续放映了3个多月。然后，影片运到英国，尽管是在战时，但观看影片的盛况空前。它打破了卓氏影片连续上映和卖座的记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之后，它陆续在盟军部队中和欧洲、北美、南美、亚洲、澳洲、非洲上映，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和好评，给全世界人民增强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心与力量。以后统计，它在卓别林所有的影片中售出的拷贝最多。

　　观众如此喜爱这部影片，是和它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分不开的。卓别林的独特的喜剧风格，在这部影片中又有充分的发展和新意。他用谐音法虚拟人名与国名，用巧合法设置两个截然不同却相貌相似的人物，用误会法形成戏剧性的情节，用看似闹剧似的插科打诨来画龙点睛地揭示独裁者的野蛮可笑、粗鄙丑陋的本质。总之，他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和夸张的细节刻画，让一幅幅绝妙的活生生的漫画横陈观众眼前。

　　他极出色地串演了一个悲剧角色和一个滑稽角色。他扮演的犹太理发师使人笑中含泪，他扮演的独裁者使人笑中带恨。他那样辛辣、尖刻、把玩于股掌之间式地讽刺、嘲笑、挖苦、抨击独裁者，简直将生活中的希特勒揭得揍得体无完肤。这使盟军将士和全世界的观众看了之后，大快人心。

　　有的文艺理论家评价《大独裁者》，是一部“笑与怒的史诗”。后来，这部影片曾被提名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但由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横加干涉，没有通过。

　　但是在美国电影界的影评方面，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主要是认为影片中犹太理发师的那篇演讲词太长，它足有6分钟之久。有的影评家说这篇演说，与理发师的人物性格不符。

　　但是，几乎所有的观众在看了《大独裁者》后，都很喜欢这篇演说。一些影评家认为这段长篇演说词，是电影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观众们写了许多封热烈赞扬它的信寄给卓别林，这其中也包括不少的艺术家。当时好莱坞一个著名导演梅奥，就对他的演说词评价很高。专门致函卓别林请求允许他把那篇演说词，印在他1940年底的圣诞贺年卡上，以便寄给他的亲人、朋友、同事们。梅奥先生还在卓别林的演说词前，写了一段介绍词：

　　如果我生活在林肯时代，相信我会把那篇葛底斯堡演说词寄给您，因为那是林肯时代最鼓舞人心的一篇讲话。今天，正当我们面临新的危机，另一个人从心底里说出了最真挚的话。虽然我与此人并不熟悉，但是他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在受到鼓舞之余，我把查理·卓别林写的这篇演说词全文寄上，让您也可以满怀希望。

　　　《大独裁者》中犹太人
　　理发师的演说词（卓别林撰）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不是我干的行当。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挺想帮助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是应当如此。我们要把生活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让所有的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的。

　　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强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进行屠杀。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是应当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这些东西，人生就会变得凶暴，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的性质，本身就是为了要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友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狱。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失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恨，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你们别为那些野兽去卖命呀——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他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怀抱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类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得不到爱护的人才仇恨——那些得不到爱护和丧失理性的人才仇恨！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斗争！《路加福音》第17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民有力量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富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那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前途，老年人都过安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也就是用这些诺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是说谎！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吗？不管这会儿在哪里，你抬起头来看呀！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出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人的灵魂已经长了翅膀，他们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虹霓里——飞到了希望的光辉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言为心声，卓别林为影片中人物写的这篇演说词，就是他这位反法西斯战士的战斗宣言。从那时直到后来，它都是一篇震慑独裁专政的庄严判词，弘扬真理、民主的嘹亮号角。只有真正的民主斗士和人民的代言人，才能撰写、演讲出这篇宏文。因此，从那时直到后来，世界各国都把这篇演讲词作为卓别林的言论，收录进各种版本的《世界著名演讲集》《世界名人演说集》中……

　　斗争在继续着，有次卓别林路过纽约的第五大道。看到有些青年纳粹分子公然向路过的人们大放厥词，说什么“希特勒的哲学，是对这个工业时代的问题作出的深刻周密的研究；这个时代里，已经不允许有经纪人或犹太人了。”

　　又有一天，他在纽约郊区参加一个午餐聚会。一个面色苍白的法国青年伯爵老是缠着卓别林说话，此人系在法国维希城组织亲希特勒傀儡政府的赖伐尔的女婿。他看了《大独裁者》的初映，这时对卓别林说：“当然啰，你那种观点，总不致于是认真的吧。”卓别林举起酒杯说：“我这是在痛饮‘维希水’呀。”（维希以矿泉水著称）卓别林后来说：“如果当时我知道了纳粹集中营里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酷刑，我是不会对那小子客气的。”

　　有次，一个富家少爷问他为什么那样反对纳粹，卓别林说那是因为纳粹反对人民。少爷说：“我明白了，你是犹太人对吗？”卓别林正色言道：“不必是犹太人才反对纳粹，只要是正常和正派的人都反对他们。”

　　过后，华盛顿方面举行一次反战的全国广播。邀请卓别林去首都的“美国革命女儿大厅”，向6000万听众播讲《大独裁者》那篇演讲词。1940年底德国还没进攻苏联，美国还没有参战。所以那天晚上，有许多纳粹分子混入了大厅。但他们不敢公开捣乱，只是在卓别林开讲之后，他们就在台下装咳嗽，咳得很响。卓别林要了一纸袋水，润了喉嗓大声播讲完。

　　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度过了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要调看《大独裁者》。卓别林把影片送往白宫。总统看完电影后，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卓别林。一会面，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请坐呀，查理。”然后总统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你这部影片在阿根廷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麻烦哩。”那是因为阿根廷跟希特勒德国有外交关系，所以就这部影片发行到阿根廷，向美国大使馆进行交涉，禁映此片。有关《大独裁者》的事，罗斯福总统只提了这么一句。接见足有40分钟，总统接连敬了卓别林几杯“马提尼”鸡尾酒，这就很能说明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态度了。

　　战火虽然还没有蔓延到美国，美国虽然还没有出兵。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同事已经在对希特勒进行冷战，他把大批军需物资运往英国和俄国。

　　1941年希特勒袭击俄国，日本法西斯偷袭珍珠港；伟大的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响应俄国人“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吁。他发出了抗击法西斯强盗的号召，大批优秀的美国儿女组成英勇的大军，开赴欧洲、亚洲、北非。卓别林坚决拥护，他支持两个儿子查理和雪尼应征入伍，加入到著名的巴顿将军的部队。他积极参加各种反战活动，代表美国驻俄大使出席旧金山“美国战时俄国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大会，发表演说。后来又应邀打电话，向参加纽约市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产联发行的小册子这样写道：

　　1942年7月22日傍晚，工会会员，以及市民团体、互助会、退休军人协会、社区团体和教会的会员，共6万人，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拥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更快取得对希特勒和轴心国的最后胜利。

　　……

　　每一次提到了总统，提到了第二战场，提到了我们英勇的盟友，提到了苏联、英国和中国英勇的战士和人民，密集的人群就欢呼了。……后来连续14分钟，人们听着美国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查尔斯·卓别林从好莱坞电话里发表的演说：拥护总统号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几个月后，卓别林还应邀到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演说。《每日工人》报报道“在大会上，查理和听众打成了一片。”

　　然而，在家庭中，他无法同妻子打成一片。责任双方都有，他与宝莲结婚一年后，两人即有了分歧，卓别林承认一半要怪自己情绪不好。宝莲由于演好了《摩登时代》中的女主角而走红，被派拉蒙影片公司聘请一部接一部地拍片子。但当时卓别林既想工作，又不能马上工作，也无心再休憩享乐。他想到拍一部有声片，因为奥地利作曲家、极端现代派音乐代表人物舍恩伯格看了《摩登时代》后对卓别林说，很喜欢这部片子，只可惜音乐配差了。他说了一句让卓别林难忘的话：“我爱声音，爱美妙的声音。”因此卓别林要继续创作，想宝莲能善解人意，少去拍片而给他分忧有多好。但宝莲片约不断，使他感到很失望。

　　那次，他在制片厂写《大独裁者》剧本。正大伤脑筋时，偏偏宝莲就来了，说有非常重要的事，并带着一个年轻人说是她的代理人。年轻人向卓别林提出了要求：“你瞧，卓别林先生，自从《摩登时代》放映以来，你给宝莲的报酬是每周2500元。但是，我们还有一桩事情没跟你算帐，卓别林先生，那就是她的广告问题，她的广告应当是在全部海报中占75%……”

　　卓别林没想到有人来干扰，更没料到自己的太太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找他算经济账。他怒而大吼：“妈的，这是怎么回事！给她登什么广告，用不着你来对我说！我比你更会关心她！给我出去，两个人一起出去！”

　　这几次不愉快过去后，虽然还彼此和气，保持着夫妻关系，但毕竟生分起来，缺少了共同语言。在合作拍完《大独裁者》之后，两人离异分手，斩断了8年的感情。面对贝弗利山庄成了一个凄凉之地，卓别林感到很不好受。

　 

第十九章　　厄运与幸运同时降临
 
 
　　他形只影单，两个儿子上了欧洲前线，他感到很空虚。一次在与友人打完网球后，友人告诉他一位名叫罗保·格蒂的女友琼·巴莉小姐表示要见他。于是，他与这位初看上去活泼有趣的巴莉小姐见了面。

　　巴莉小姐高大漂亮，袒胸露肩的夏装使她的胸部更加丰满动人。加上她的主动大方，终于唤起卓别林的情欲与好奇心，他们常常幽会。但卓别林又感到巴莉小姐举动有些古怪，如往往不打电话，很晚才突然造访，有时又数日影踪全无。

　　一次，卓别林与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英国演员哈德威克爵士一起午餐。刘易斯谈起哈德威克曾演过一出戏《梦里人生》，认为可将这出戏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卓别林对此很感兴趣，向哈德威克要了一本剧本。看了之后，他向巴莉谈起这出戏。巴莉说她看过这出戏，想演戏中的女主角——一个女英雄，并读起了剧本中的台词。卓别林惊奇地觉得她台词念得不错，就对她作了一次表情测验。结果令他高兴，巴莉小姐是适合上镜头的。这，使他原来对她的疑虑消除了。

　　当然他认为巴莉还要学学表演技巧，便把她送进了一所戏剧学校受训。然后买下《梦里人生》的改编权，再与巴莉小姐签下拍电影的合同，准备起用她。接连几个月，卓别林全力投入改写电影剧本。

　　麻烦就在此时出现，巴莉小姐放荡不羁的个性开始显露。她不好好在戏剧学校上表演课，常喝得酒气冲天夜闯贝弗利山庄，有次把汽车也撞坏。由于她与卓别林签了合同，其名字已和卓别林电影制片厂联系在一起。故卓别林很担心她因酒后开车进警察局，引起对自己不利的舆论。所以有时不接她的电话，或者她来了以后不开门。于是，巴莉小姐敢砸了玻璃窗冲入山庄……卓别林过上了“梦里人生”的日子，后来花费5000元取消了合同，把她打发回家。

　　卓别林继续改编《梦里人生》。一天，一个叫奥森的朋友来访，说想根据法国的“蓝胡子”朗德吕谋杀妻子的案件，编写故事片，如卓别林来演“蓝胡子”，那一定会很精彩。卓别林想到可以把这个故事，另编成一部笑片，于是花了5000元把这个主意买断。他放下了《梦里人生》，开始编写这部取名《凡尔杜先生》的影片。

　　3个月后，使他毛骨悚然的事发生了，巴莉又寻上门。卓别林不肯见她，她就蛮干，砸窗子、勒索钱财、扬言要打死他。卓别林本来不想报警，怕报界知道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卓别林只得去报警。警察局让卓别林付了她旅费，警告她离去，不然将予以拘捕。

　　又过了几个月，使卓别林没想到的一生中最重大的事，紧随着前面发生的卑劣的事来临了，这就是乌娜·奥尼尔的出现。

　　那天，好莱坞电影演员介绍人华莱士小姐打电话告诉卓别林，说她有一名才从纽约来的委托人，是个女演员，可能适合扮演《梦里人生》的主角。那时卓别林正为《凡尔杜先生》的剧本难写而头皮疼，听了华莱士小姐说的，脑瓜子开了窍，认为可以搁下《凡尔杜先生》，重新拍摄《梦里人生》。

　　他一问华莱士小姐，这才知道她的委托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先生的女儿乌娜·奥尼尔。也许出生于演员、剧作家家庭的缘故，乌娜小组喜爱戏剧，参加过一个剧团，有一些演戏的经验，现在想试试拍电影。

　　乌娜给卓别林的印象是：清秀脱俗，身上有一种动人的温柔娴静的气质和大家闺秀的风度。但对照《梦里人生》中那个性格复杂的角色，卓别林听华莱士介绍说乌娜还不满18岁时，觉得她年轻了一点，当时便在心中打消了聘用她的念头。后来听说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准备雇用乌娜，他便捷足先登，果断与她签订合同。

　　乌娜是属于贤妻良母的那一类女人，虽然与卓别林签约时才芳龄18，思想却非常成熟。她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善解人意、幽默和宽容，她性格温和稳定，不像同龄的姑娘那样喜怒无常而多变。她总是能体谅别人，诗书之家的熏陶使她举手投足间，大家闺秀的风范不矜自露。

　　50出头、身心憔悴的卓别林，在吃够了风流必报的苦头后，在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面前，情感不能自持。他像发现了一块珍稀宝石或罕有美玉那样，感到惊奇和惊喜。随即便坠入爱情港湾，他认定乌娜就是他一辈子寻求的真正伴侣。他也曾担心，怕年龄距离太大是否合适？他大乌娜35岁哩。

　　然而，乌娜一经了解了卓别林以后，即芳心暗许。不久便果断地爱上了这老小伙子。这一对老少配决定，一俟拍好《梦里人生》就缔结良缘。

　　此时，卓别林已写完剧本初稿，电影的拍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他后来说：“如果我能把乌娜那些罕有的美丽动人之处都搬上银幕，《梦里人生》肯定是一部成功之作。”

　　使卓别林毛骨悚然的事再次发生。巴莉得知乌娜与卓别林相爱的消息后醋意大发，她又来到好莱坞；打电话威胁卓别林的管家，说她一贫如洗，并与卓别林珠胎暗结已有3个多月。卓别林其实2年没和这个女人往来和发生关系，于是他吩咐管家，如果巴莉再来胡闹，就去报警。

　　第二天，巴莉真的闯进卓别林家的花园，四处走动。原来她专门请教了一个撰写伤感文章的女记者，女记者教给她这一套，好让警察来处理；使丑闻公开化，造成轰动效应，要挟讹诈卓别林。事情已发展到教人忍无可忍的地步，管家便打电话报告贝弗利山警察分局。

　　仅仅几小时后，在那个女记者及其他人添油加醋地猛“炒”之下，大小报纸上满版都是有关这条绯闻的消息、报道、照片。文章都是一边倒的，诋毁、指控、辱骂卓别林是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玩弄年轻女性的色狼；是个不讲仁义道德的流氓，是巴莉腹中胎儿的父亲；却无情地抛弃了那可怜的女子，使她陷入穷困、孤苦无依，害得她无处栖身以致被捕……

　　与此同时，乌娜的家人已知道她与卓别林的感情关系，问题也来了。主要的阻力，来自她父亲尤金·奥尼尔。在认识乌娜之前，卓别林未曾跟她父亲会过面，但知道尤金先生是美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有意思的是，尤金也跟卓别林一样当过演员、导演，幼年也随其父剧团走南闯北、飘泊无定。卓别林拍了《夏尔洛当水手》《淘金记》，尤金也当过水手、淘过金。与卓别林大量动作喜剧不一样的是，尤金的主要创作成就与代表作是心理悲剧。1936年，“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

　　尤金坚决反对女儿与卓别林谈婚论嫁，因为从年龄来说，卓别林只比他小一岁。他认为头发都已花白的卓别林，足可以做乌娜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丈夫，尤其在丑闻缠上了这个半老喜剧家的时候，更不合适。但看似清秀柔弱的乌娜，却有乃父的执着与坚强的个性，她像认定了一条真理那样毫不退缩。父女关系、感情就此破裂，尤金再也没有同女儿说过话，直到1953年乌娜跟卓别林去美国、他病逝时，都不曾与女儿和解……

　　在巴莉以亲父遗弃罪控告了卓别林之后，卓别林的律师劝他暂停拍摄《梦里人生》，让乌娜回纽约去。但是卓别林与乌娜都不准备这样做，他们不理会巴莉的谎言与报纸的攻讦。恐夜长梦多，他们毅然决定秘密结婚，白头偕老。

　　那是1943年的冬天，他们在朋友哈里的帮助下，作着准备。哈里当时给赫斯特报纸工作，他说与其受那些报纸围攻，还不如由他的同事写一篇反驳的专稿，由赫斯特报纸发表。然后，哈里陪同他们驱车到加州的避寒胜地圣巴巴拉镇。卓别林和乌娜在离这个镇15英里的一个宁静小村，举行婚礼。

　　那天清晨8点，他们悄悄到圣巴巴拉镇的镇公所去登记。哈里让乌娜先进办公室，叫卓别林站在门外。因为管理婚姻登记的人如果知道两人中有一个是名人的话，就会按一下装在桌子底下的暗钮，通知报社来人拍照、采写文章。那工作人员记下了乌娜的姓名、年龄、住址等事项，然后问：“那么，新郎是谁呢？”卓别林这才进去，那人一见：“啊，这真是意想不到呀！”哈里看见他一只手伸到桌子底下，就赶紧催他办证，尽管他磨磨蹭蹭，但到底没有理由不发结婚许可证。

　　卓别林他们一拿到证件，马上出去坐上汽车，这时记者们的汽车正驶进镇公所。哈里驾车而去，记者们急忙倒车来追。就像警匪电影中的追车大战一样，汽车飞驰过圣巴巴拉清晨冷清的街道，在路人惊愕的目光中，发出尖厉的声音冲来拐去。最后，他们的车捉迷藏似的甩掉了记者的车，到了一个叫卡平特里亚的小村，在小教堂里悄悄地举行了婚礼。

　　尽管报纸还在攻击卓别林，但新闻界不知道他的踪影。因此卓别林和乌娜得以平平静静地享受了2个月的安宁，每天傍晚在村外的田野、草坡上散步。卓别林因为被那么多人攻击，拍电影的事又成泡影，常愁闷不安，一有门铃声就惊跳起来。乌娜为了排遣他的苦闷心情，常在壁炉边给他读一部19世纪的幽默言情小说《特里尔比》，逗他高兴。

　　度过了蜜月，他们回到了好莱坞，卓别林的朋友、时任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墨菲透露给他一个信息：联邦政府里有个地位显赫的政客说，想“把卓别林关了起来”。

　　按说，巴莉为胎儿认父的事告卓别林属于民事案件，与政府无关。但在巴莉把小孩生下来后，联邦政府就组织了大陪审团，向巴莉进行调查，目的是为了控告卓别林。此事旷日持久，如果指控他的各款都被判有罪的话，卓别林将服刑20年！

　　等巴莉的孩子可以验血时，按双方律师的协议，卓别林、巴莉和她的婴儿在一家私人医院里验了血。血型鉴定证明，卓别林不是婴孩的父亲，当他听到律师告诉他这结果时，他激动得脱口而出说：“这可是善人自有善报！”

　　这回，所有的报纸又大登要闻“血型鉴定，证明卓别林绝非生父！”“查尔斯·卓别林被宣布无罪！”

　　但政府当局仍旧起诉。开庭之前，卓别林压下烦躁的心情，回忆着与巴莉结识以来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和其中的细节：

　　一是他与乌娜有次在一家酒馆吃饭时，看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那里，而一个叫蒂皮·格雷的人也在那里。此人给卓别林的印象是吊儿郎当、咧嘴傻笑，像个反面人物，又爱在好莱坞的各种场合出现，卓别林把他看作是个花花公子。当卓别林和乌娜吃完饭起身离开时，蒂皮·格雷刚好转过头，他装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神气，咧嘴一笑。后来，卓别林明白了他那一笑所起的不寻常的作用。

　　二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旧金山的天主教神父，寄来了一封信。说他获悉巴莉是一个法西斯组织雇用的，他愿意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来作证。而巴莉本人在血型鉴定后也写了几封信来，对打扰了卓别林表示致歉，对卓别林的厚道慷慨表示致谢。

　　开庭审判持续了几天，由于是政府提起控诉，巴莉的相识保罗·格蒂及两个德国青年和另外几人也必须到庭。出庭审讯时，保罗被迫承认早已与巴莉相好，并贴过她的钱。而在巴莉闯进卓别林家之前，她曾在那德国青年寓所鬼混了一晚，德国青年不得不承认此事。这说明旧金山神父的信，并非空穴来风。卓别林的律师又出示了巴莉的信件。卓别林为自己成了这一切肮脏龌龊事件的中心人物，愤恨不已。

　　后来，陪审团作出裁决。宣布之前，那个蒂皮·格雷从卓别林身边走过去时，又咧开嘴神气活现地看了卓别林一眼。

　　法官开始宣读陪审团拟的文件，最后他敲了3下小木棰，大厅鸦雀无声。只听到他宣布：“查尔斯·卓别林，刑事案第337068号……有关第一款……现宣布无罪！”“有关第二款……现宣布无罪！”

　　听众席上一片轰动，很多人越过栏杆，拥抱和亲吻卓别林，这是他没想到的。而那个蒂皮·格雷脸上的奸笑不见了，咧开嘴呆了。

　　已怀孕4个月的乌娜，一直坐在贝弗利山庄的草地上，紧张地收听无线电电台对审判过程的报道。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向冷静却担惊受怕的她昏了过去。

　　结婚一年来，受尽了人间烦恼、精神折磨的卓别林，和乌娜离开洛杉矶赴纽约。在赫德森河畔饶有田园风趣的奈亚克村，租了一所1780年造的可爱小屋休养身心。

　　乌娜表示，婚后无意继续当演员成明星，这使卓别林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十分感激乌娜的决定。在经历了3次婚姻挫折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生活伴侣，一个眷恋家庭的贤妻良母。他也常常怀着感情地想，电影界损失了一位富于幽默感的优秀喜剧演员。

　 

第二十章　　《凡尔杜先生》引出轩然大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了，卓别林的生活重归正常。他放弃了摄制《梦里人生》的计划，重新编写《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同时，与他在受审时那些安慰他的朋友们恢复了社交活动。

　　他常应邀到友人家中或在自己家里，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德国多产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奥地利作曲家舍恩伯格、英国作家赫胥黎夫妇（《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音乐家艾斯勒、美国作家德莱塞、电影剧作家约翰·劳逊等聚会。德莱塞去世后，卓别林参加葬礼抬灵柩，怀着对朋友的真诚朗诵故人的诗作。

　　他总算拿下了《凡尔杜先生》的剧本，布莱希特翻阅了《凡尔杜先生》之后，对卓别林如此评价这部作品：“哦，您写了一部有中国风味的电影剧本。”

　　打官司并没有打掉他的事业心与意志力，剧本一共写了3个年头，2年时间。但1947年拍摄时，只用了12周，打破了他的拍片记录，因为他想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剧本是正剧样式，背景在法国。写的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先生，认真地干了25年工作后，在经济萧条期间失了业。他妻子是个残废人，跟孩子住在乡下。凡尔杜要养家口，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失业，就异想天开去干谋财害命的勾当。

　　他的办法是，装成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去和一些徐娘半老的富孀或有钱的老处女相识结婚。他用虚伪的爱情同时与几人周旋，然后，伺机骗取金钱并下毒害死她们，裹走财物。他的妻子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罪恶的杀人犯，而凡尔杜每谋害掉一个不幸的女人，就像一般的男人辛勤工作了一天那样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一个警探抓住他时，他设法使警探自己喝下有毒的酒，然后打开手铐逃掉。一时间，“蓝胡子魔鬼”的恐怖故事传遍法国……

　　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他的性格既有邪恶残忍的一面，也还有善良、同情的一面。如他在别墅花园修剪玫瑰花，干完回屋时，看见一条青虫在小径上爬着。他不忍踩死虫子，便把它放在邻居家的栅板上，然后拿着一朵玫瑰花不住地闻着。就在此时，被他害死的女人尸体正在花园深处的焚化炉中焚烧……他欲对一个姑娘试验一种毒药时，知道对方本是一个不幸的人后，他就良心发现放过一马。使这姑娘把他当作了慈善家。当他失去了一切后，已变成有钱人的姑娘与他重逢。她要感激他，邀他在饭店见面，这导致他的被捕……

　　凡尔杜终因杀人太多难逃一死。在审判、行刑之前，他为自己辩护说了一番话。他抨击了用武器、战争屠杀人民，造成社会畸形的军火商和战争贩子。他说他的罪行和那些人相比，就显得很渺小了，他只是遵循了社会上靠杀人赚钱的不成文之法而已……

　　他写完这个剧本后，寄给电影联合会的审查机构——道德联合会布林办事处，收到的回复是禁映。理由是“有几段故事里，凡尔杜控诉了‘制度’，并且抨击了目前的社会结构”、“凡尔杜在好几篇讲话中都大肆吹嘘了他那些罪行的道德价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现了淫乱的恶劣的趣味”、“剧本中涉及救世军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开罪属于这一团体的人士”等等。回信说，布林办事处想与卓别林讨论一下，希望电影故事既可以符合电影法规的要求，又不致严重地损失了娱乐价值。

　　于是，卓别林去到布林办事处，指出剧本中没有“淫乱”的描写与镜头。对办事处一个年轻人说“你抨击社会和整个政府”的指责，他作了反驳，“要知道，政府和社会毕竟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容许人批评的，对吗？”布林先生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别再把那个姑娘写成一个妓女了吧，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里都有一个妓女。”老实说对这点雷同，卓别林倒感到发窘。他答应绝不突出这个情节，又对剧本作了几处小修改，终于通过这一关。

　　《凡尔杜先生》拍完后，先为道德联合会的成员试片，他们代表了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放映完后，大部分人怒形于色，只是在布林先生快刀斩乱麻的坚持下才又通过这一关。

　　他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10多分钟。这样，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帐，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他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感到愤慨。卓别林正色言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记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产党，说他喜欢共产党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

　　“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好友玛丽·壁克馥、专栏作家威尔逊、作家兼演员唐纳德等人，与卓别林、乌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电影散场后，夫妇俩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别林看出来，席上有几股对立派，气氛显得紧张：一些人表示厌恶这部片子，只有少数人表示喜欢它，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从未有过。唐纳德忿忿不平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观众们喜爱的。”

　　唐纳德的评价是客观的，《凡尔杜先生》在战后为银幕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失为一部精品和卓别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连续6周卖座较好。但后来影院售票处的生意逐渐清淡，与以前相比简直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觉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很能显示机智与才华的一部。他向联美公司的职员询问个中原由，他们告诉他：“你拍的电影在头几个星期卖座好，是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观众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后来卖座就差了。”

　　然后，他们拿出了几份报纸：“瞧，全国各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其中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画面是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纠察队员们举着几块标语牌，这样写道“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边并无一人买票，而退伍军团在布置纠察线。他的幽默感又出来了，笑道：“这明明是在清早五点钟拍的嘛。”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况都很不错。但是后来，退伍军团把恫吓信发到那些轮流放映《凡尔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胁老板们说，如果哪个影剧院上映一部卓别林的片子，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电影，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剧院一年。结果，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马上传来消息，说一些影院头一天上映这部片子卖座极佳，但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这年下半年，好莱坞19位著名人士收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票。10月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演员罗伯特·泰勒、贾莱·古柏、迪尼斯影片公司及迪尼斯乐园老板华德·迪尼斯、导演地密尔等出席，作了“友好”的证词，即证实电影界有“赤色活动”。迪尼斯说曾有人企图劝他把米老鼠和唐老鸭，用来作“赤色宣传”。这样，一些大报和一些权威人士，发动了一场反“赤色活动”的大规模活动。一些进步的文化战士，开始被逐离美国。1933年被希特勒下令驱逐，来到美国避难的著名音乐家艾斯勒也受到威胁。卓别林立即在11月致电法国著名美术家毕加索：

　　“你能否组织起一个法国艺术家委员会，由它出面向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抗议这次威胁到汉斯·艾斯勒的罪恶的驱逐行为，同时请你寄给我一份抗议书，以便在这里发表。”

　　毕加索马上满足了这位他从未谋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组织了法国一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作家、画家、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家，如画家马蒂斯，文学批评家艾尔莎（阿拉贡夫人）等，签署了一份抗议书。

　　收到传票的剧作家、曾任美国作家联盟电影编剧协会主席的约翰·劳逊与导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拒不出席听证会，而被国会提起公诉（他们先后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监禁）。卓别林又联合加菲尔德等著名人士发出支持这几位受害人士的声明。

　　劳逊后来形容听证会进行的情况，就像卓别林的电影那么滑稽和富有社会意义。因为，他们被判之后不久，听证会主席、众议员帕内尔自己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同一些被指控为“蔑视”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人一起蹲了监牢。

　　1947年底，在纽约发生的反对《凡尔杜先生》的行动，不过是这整场丑剧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别林于当年12月公开了他对美国电影生产组织的宣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决然和好莱坞，和好莱坞那班人宣战。我不喜欢背后批评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自以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为，我对整个好莱坞，特别是对美国电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决定公开宣布我的意见。

　　你们都知道，某些美国电影院（特别是在纽约）对《凡尔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态度。

　　若干造谣生事的人，开始把我当作“反对美国分子”来看待。

　　这只是因为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不一致，并且也不想一致，因为好莱坞的大人物们认为可以扫除任何不合意的东西。但他们不久就将从这种迷雾中惊醒过来，不得不认清一下某些现实情况。

　　我要公开宣布的就是这些：我，查理·卓别林，我宣布好莱坞已经濒于死亡。电影是被称为一种艺术的，但在那里它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胶片在旋转。我要附带指出，在好莱坞，假如有人拒绝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图、要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敢于反对“大企业”的法则……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他也不可能在电影方面获得任何成功。……

　　不久以后，我可能会离开美国，虽然我在美国也曾获得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满足。在那个我将度过我余生的国家里，我将尝试恢复自己成为一个和别人没有差别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获得和别人相同的权力……

　　这，当然引起了那些反对、妒嫉、眼红他的人的极度恼恨。演员罗伯特·泰勒（《魂断蓝桥》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说他主张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骂“查尔斯·卓别林是一个危险分子，他被当作一个经济和军事专家，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藏分子而已。”

　　一个叫丕格勒的记者则攻讦卓别林“这个移居美国已35年的外国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坠落、他的巨额债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演的懦怯态度……等等出了大名，这个外国人对美国的事务进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国会议员同时也发动了“卓别林案”，共和党议员凯恩要求驱逐卓别林，因为他向毕加索发出电报是“犯了叛国罪”。民主党议员伦金要求押送卓别林出境，因为他的“不名誉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国道德的堕落”，而且他拒绝接受美国公民籍。

　　当“非美活动委员会”声称要卓别林去华盛顿接受传讯时，卓别林拍去一份电报，说自己是一个和平贩子。此后，他收到措词特别客气的复电，就说他不必再去受讯，此事已经结束。

　　毫无疑问，卓别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扬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义，是举世公认的。1948年，卓别林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时，在《凡尔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环境地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与法国报界人士磋商后，却一致同意，向挪威议会主席斯笃辛发出一封要求信：

　　卓别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的拥护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现的对人类的热爱。他的最近两部作品——《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尤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在这两部影片的后半部里，都出现了尽力宣扬亚弗雷特·诺贝尔先生的宝贵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点，法国电影批评家联合会……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查尔斯·卓别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议会主席一直没有就此信作出答复。而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报却在读者中，发起了一次替卓别林购买返回英国的单程船票的募捐活动。

　　此后，听证会的调查黑名单，随着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扩大。它沉重打击了电影界数百名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好莱坞一时雾晦云暗、风雨飘摇，许多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被迫离开电影业和美国。卓别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1953年离开的。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舞台生涯》

 
 
　　离美之前，他还拍了一部令人称道的悲剧影片《舞台生涯》。那时《凡尔杜先生》放映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暂时没来找他的麻烦。素来乐观的他抛开受审、听证会、影片受攻击这些给他带来的痛苦，在1949年又开始思索新的电影题材。

　　他想到的题材是一个老喜剧演员，和一个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之间发生的故事，主题是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爱。他说“世人无论披上什么新的外衣，他们骨子里喜欢的仍是爱情故事。正如黑兹利特所说，情感要比智力更能吸引人，所以它对一件艺术作品的贡献也更大。并且，和《凡尔杜先生》那种冷酷的悲观主义相比，它完全是别具一格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主题鼓舞了我。”

　　《舞台生涯》的剧本长达750页，1950年他修改了初稿，精简删节了不少，到1951年完成了分镜头剧本。此期间，《城市之光》于1950年4月，在美国再版重映，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无疑给了他颇大的安慰与鼓舞。同期他还编写了一部芭蕾舞剧《科洛宾娜之死》，本来是想交给两个舞蹈演员演出的，但为了丰富《舞台生涯》的内容与艺术性，他把它放入影片中。

　　影片的背景是1914年夏天的伦敦，曾红极一时到老丧失了青春、健康、名气的卡伐罗（卓别林饰），身上似乎有着卓别林父亲那一辈人的影子，他的被人遗忘和喝倒彩，与卓别林本人当时在美国的遭际几乎一样。

　　影片开头是暮色苍茫的街道，孩子们（由卓别林的孩子们扮演）围住一个演奏管风琴的老艺人。这时，一个衣着整洁的绅士回到了小公寓，却老也开不了门，原来落魄的名演员卡伐罗喝得大醉……他好不容易开了门爬上楼，一股特别的气味又使他转回楼梯底下，……他破门而入，救了一个用煤气自杀的少女。

　　名叫梯丽的少女是舞蹈演员，她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然后嫁给一个青年音乐家。但她生病双腿麻痹，丢掉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为了给少女治病，卡伐罗将他最好的东西小提琴抵押给高利贷者，并想重操旧业。一个游艺场老板告诉他，没有一家游艺场愿聘请年老的他了。

　　但卡伐罗一直在座客稀少的小地方，演滑稽的驯虱者……他晚上回到家，做梦有了个伴侣即梯丽。他与梯丽合唱着一首《沙丁鱼之歌》，并在梯丽的帮助下恢复了昔日的声誉……

　　梯丽可以下床，但没有卡伐罗扶助就不能走一步。卡伐罗告诉她由于老想着悲惨的童年，所以患上了心理病，要坚强起来。为此，卡伐罗自己戒了酒，希望重登大剧院舞台……然而，他的笑语、噱头观众却不欣赏，喝倒彩、起哄、扔杂物。这是因为他老了，变得内向而矜持，过去与观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默契关系消失了。老板请他不必再去……

　　他很晚才与梯丽见面，说自己完全失败了、绝望了。但梯丽却把老人以前鼓励她的话回赠给他“现在你必须奋斗，奋斗，奋斗。”她激动地说着用足了力气，竟站了起来踱着大步。看到自己这样，她不由自主地又笑又哭，心理作用导致的麻痹症，被坚强的意志征服了……她一遍遍喊道：“我能走了！”那晚，她快乐地与老人在伦敦的街上走了一晚。

　　梯丽又练习起来，卡伐罗以一个行家的目光认定她是块跳舞的材料，鼓励并陪她上剧院应征。姑娘演得很成功，被聘在一部舞剧《科洛宾娜之死》中当主角。她介绍卡伐罗去演一个小配角……梯丽上台之际踌蹰不前，她觉得脚又迈不动了，卡伐罗严厉地训她并抽她一记耳光……

　　被逼上台的梯丽忘了一切，演得十分成功。舞剧的青年作曲家爱上了她，但梯丽却爱上了卡伐罗，老人不愿意接受。剧院经理唯恐卡伐罗干扰了梯丽，另找人代替他。卡伐罗为了不让梯丽的事业受到影响，并成全她与作曲家，躲开她出走……

　　几年过去，梯丽红遍欧洲。她在战争爆发时荣归伦敦，但青年作曲家应征入伍。偶然一次，作曲家发现了卡伐罗，昔日的老艺术家已成了深受凌辱的人。卡伐罗靠拉小提琴沿门行乞……作曲家临上前线时告诉梯丽，梯丽为老朋友组织一次盛大的义演……

　　卡伐罗想把这最后的演出机会，变成他重登舞台的风光前奏。他不顾医生警告，冒着心脏病复发的危险，大喝威士忌。他先演一个理智而富感情的流浪汉，再演出色的玩跳蚤者，最后演笨拙但爱抒情的提琴手……越演越精彩，观众如痴如狂，有人喊“伟大的卡伐罗”。东山再起的光芒，在老人眼前闪现……

　　节目快结束时，卡伐罗力竭，不幸掉进乐队席的大鼓里。这个“绝妙噱头”引起了观众的狂热，但疲劳使他再也爬不起来，梯丽惊慌……

　　痛苦的卡伐罗拒绝宣布停演，他要求人们把他抬到上场处……身着洁白舞纱的梯丽，正在神秘深邃的森林布景前翩翩起舞……老人向她投去最后一眼……

　　这部悲剧影片，采用心理剧的形式，表演和对话十分精彩，每一句、每一个动作都有丰富涵义。卡伐罗的命运看似悲惨，但其灵魂却凭借人的尊严和抗争的力量，继续生存在一位“跳着舞、充满了活力的明天”的女舞蹈演员身上，生存在他亲手发掘出来的人才身上。影片有力地肯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崇高的地位。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日本电影评论家淀川长治都认为，《舞台生涯》是一部深刻的和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杰作。

　　卓别林在片中饰卡伐罗，除了戏中戏他脸上不化妆，这是他第一次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银幕上。1952年是他演的新人物与他独创的旧角色的分手时间。

　　卓别林在1952年春结束影片拍摄后，对《法国影坛报》记者说：“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它是消除憎恨和恐怖的良药。好的影片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好的影片是一种工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毫无理由的暴行、变态的性欲、战争、凶杀和歧视的影片。它们愈来愈助长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假如我们能使那些并不宣传侵略，而是说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语的影片，获得大规模国际交流的机会……这或者能帮助我们使这个世界免于毁灭。”

　　1952年9月初，卓别林结束了《舞台生涯》的剪辑。他抱着很成功的信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私人的试放映，观众一致起立向他欢呼。于是，卓别林携乌娜、四个孩子和二儿子雪尼前往欧洲。这，一是乌娜不愿让年幼的孩子们受到好莱坞的某些影响，急于送他们去欧洲读书、求学；二是赴英、法放映《舞台生涯》。他在接见《法国影坛报》记者时，已宣布了访问欧洲的消息。

　　此前，他已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再入境签证。于是，移民局派了4个人，带了有关他的一尺厚的档案材料和录音机、速记打字机，到他家里来花了3个小时“提出几个问题”：

　　“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突然问道：“你和别人通过奸吗？”

　　卓别林对这类非难已领教多次了，他不卑不亢地说：“听着，如果你们要找一个法律专门名词，为了要我离开这个国家，你们不妨直接说出来，我也好结束我的业务，因为我不愿在任何国家里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们尴尬地说：“并没有这个意思，凡申请再入境签证的，我们都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卓别林反问他们：“‘通奸’一词的定义是什么？”于是双方到字典中去查，那人念了出来：“‘与有夫之妇私通’”。卓别林说：“据我所知，不曾有过。”

　　那人又问：“如果这个国家受到侵略，你愿意为它作战吗？”“当然愿意。我爱这个国家……我家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可是你始终不曾入美国籍。”老调重弹。“这并不违法呀。并且，我在这个国家里是付税的。”……

　　后来卓别林反问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招惹上这许多麻烦吗？这件事要感谢你们的政府。”他们吃惊地抬起头，听卓别林说下去：“你们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为了捐款救济战时的俄国难民，有一次在旧金山发表演说，但临去时患了喉炎。你们政府一位高级代表问我是否可以代大使说几句话，打那时候起我就吃尽了苦头。”

　　一周后，移民局在洛杉矶设了一个办事处，来电话问卓别林可否去一趟。结果他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无以复加的招待”，并很快办好半年的签证。办事处主任亲切地把签证交给他：“希望您假期愉快，查理，尽早回来。”

　　他带领全家乘火车赴纽约。从西海岸的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次横贯美国的旅程，使他摆脱了郁闷心情。全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精神上十分愉快。这时，家中添丁进口，已经有了杰拉尔丁、迈克尔、约瑟芬、维多利亚两男两女。

　　走的那天令人百感交集。当乌娜在收拾行李时，卓别林默默地站在草坡上，用矛盾的目光看着那幢他亲手设计的温馨如巢的房子，他经历过的最倒霉和最幸福的日子的房子。想到就要离开那么美丽而宁静的山庄、花园，他不仅黯然神伤……男仆、女佣、厨师都辞退了，他们与慷慨厚道的男、女主人告别时，都伤心地流泪了……

　　9月17日清晨5点，他们在纽约港登上英国“伊莉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汽笛长鸣，巨轮出港后，卓别林与乌娜离开头等舱，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回望纽约，雄伟的帝国大厦逐渐留下了空中轮廓，自由女神像高擎着火炬在烟云霞光中，仿佛是向一个英国艺术家、和一个美国女儿及他们的孩子挥手告别……

　　孩子们在甲板上尽情欢叫玩耍，卓别林和乌娜坐在帆布睡椅上。想到这次去英国是一家大小，卓别林是那么激动，他感到自己已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仅仅是一个带着妻儿度假的普通人了。浩渺美丽的海洋，荡涤着人的胸襟和灵魂。他和乌娜恋恋不舍地谈起别离的友人，甚至聊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他们就是这样善良宽容地以己之腹度人之心……

　　当海洋和轮船把博大和快乐带给他们的时候，美国某些人又一次伤害了卓别林：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吃早点时，无线电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的声明，说要对卓别林的“非美活动”进行公开调查。播音员还附加了几句话，说司法部长曾发出命令，假如这位著名的演员要返回美国的话，他将被扣留起来。……然而，官方声明说，在调查的结果没判明之前，政府也可以给予临时的入境权利……这意思就是拒绝他再入境了。

　　是否仍再回到美国，对卓别林来说已无所谓了。从他内心来说，很想告诉那位司法部长麦克和“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们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对别人恶意欺辱，已腻烦厌恶透顶。但是“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有尊严感，这种尊严感阻止让我们去嘲弄别人（《舞台生涯》中卡伐罗语）。”卓别林尤其关心的是，他在美国的血汗财产，他怕有些不择手段的人去没收它们。因此，他在船上对合众社发了一个声明，说要回美国去对司法当局的作法进行申辩，说发给他的再入境签证并非“废纸”等。

　　此后的航行就没有宁日了，世界各地的通讯社拍来电报。在法国瑟堡停泊时，一百多位欧洲记者登船。卓别林感到烦闷，但对他们的同情作出表示，午餐后接见了一小时。因为是在法国的港口，他特意将法国政府授给他的红色荣誉勋位绶带佩上。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被卓别林的善良目光、满头白发和庄重安详的神情所感动。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告诉他们：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再入境的诺言，与他离美时频频祝他早归的礼貌态度；以及他仍打算回到他住了快40年的好莱坞去工作。当然，如果能留居欧洲，也令他感到可喜。当有人再次问到其政治立场时，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我信仰自由，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全部政治见解，这是我的天性。但没有必要把我当作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因为沙文主义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主义。”

　　当关心他的政治问题的记者们安静一些后，其他记者问起了他的艺术。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将不放弃摄制影片的工作。我不迷信技巧，不迷信面部特写的镜头，我深信演技，我深信风格。有些人说我落伍了，有些人说我合符时代，相信谁的呢？”他忧虑地替将来担心：“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属于伟大艺术家的了。它是一个骚动、混乱、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被反动政治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世界……”
　 

第二十二章　　重返祖国，定居欧洲“心脏”

 
 
　　卓别林全家抵达伦敦，滑铁卢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同1921年和1931年一样多，一样热情。穿着节日衣服的

　　伦敦群众代表，献给他一瓶象征友谊的麦酒和一大束鲜花。他们高呼：

　　“祝你回到祖国！”“欢迎您，查理！”“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回家比什么都好！”

　　《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卓别林是惟一使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回忆的人物。”《每日邮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来支持他：夏尔格的侧影正没入地平线，一个凶恶的饭店老板从一家华丽的私人饭店将夏尔洛赶了出来，老板的脸即“山姆大叔”的尊容。

　　而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萨伏依饭店，大批的群众聚集在楼下，所有开过饭店门前的汽车，都亮灯、鸣笛，向归来的游子卓别林致意。家乡人们的真情厚意，感动得卓别林热泪盈眶，他对乌娜说：“我没想到还会这样。”

　　乌娜站在饭店6楼房间的窗口，在卓别林的指引下观赏着新建的滑铁卢大桥和泰晤士河风光……卓别林在心中说“我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时纽约千万扇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但“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利众生的伟大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当然，这种人情味的美，是因为有了乌娜作为前景。卓别林看着在凝视伦敦的年轻爱妻，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他第一次发现，才27岁、与他共同经受了多少考验的乌娜的发束中，已夹杂有一两根银丝。他心里激动地想到，要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

　　《舞台生涯》在伦敦10月16日的首映，是为给慈善事业即为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票价每张25个金币（约折3万法郎）。伊莉莎白女皇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代表皇室出席了典礼，大批好奇的观众包围了奥狄昂电影院……英国报界有的评论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好话，有的文章则用影片中的一句对白“晚年的高尚的忧郁”，来概括影片的特点。这，自然是美国报界评论的影响所致。

　　一些朋友们亲切地问卓别林，怎么会招惹了美国某些人的反感。他解释是因为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他同时指出，他并不反对向他发难的美国退伍军团组织。他们做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如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一旦军团某些人员滥用其合法权利，假托爱国者的名义去侵犯他人，这种特权爱国者就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

　　10月21日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为皇室举行的电影放映会上，接见了卓别林夫妇。联美公司伦敦分销办事处，询问卓别林可否将《舞台生涯》送到邱吉尔首相官邸，放映给他看，卓别林当然很高兴这样做。几天后，邱吉尔首相致信卓别林表示谢意，说他很喜欢这部影片。

　　卓别林夫妇在10月29日飞抵巴黎，法国电影界各组织的主席、书记（电影编剧、批评家、技师、制片厂职员团体、工会），和一大群记者、影迷到机场迎接。有人告诉卓别林，就在刚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决定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狂热而守秩序的人们，突然更狂热起来，警察们赶快把卓别林夫妇拉进候机室……他被请到电台的播音机前讲话，他表示向法国致敬……

　　在他与乌娜下榻的里茨大饭店旁，是巴黎有名的旺多姆广场，影迷和群众当晚拥挤在那，有节奏地齐声呼喊：“夏尔洛！夏尔洛！”他们希望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在饭店阳台上。但饭店大厅的大门开了，卓别林满脸是笑，在那里向涌进去的群众和记者讲话：说他深深喜爱法国，说自己下一步还有明确的制片计划，他既不想扮演拿破仑，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独裁者，他再也不想穿夏尔洛那套老服装了……他最后谈到《舞台生涯》时神情不安地说，这部片子的调子是很忧郁的，又说这部影片被人谈得太多了。最后，他说：“我的未来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

　　爱丽舍大街的一所电影院里，热闹非凡。法国所有的电影评论家、著名的电影工作者，都去参加《舞台生涯》在法国的首映式，政府的部长们和各国使节也都出席了。连最红的明星到晚了点，也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道上。人们向楼座第一排的卓别林鼓掌欢呼，法国影评家协会主席安德烈·兰格致词时，称他为“第一号公众友人”；让·德兰诺埃代表法国电影工作者，向他表示欢迎。

　　卓别林出于礼貌，用法语来开始他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让自己用法语来讲话是很困难的，不幸……”他停顿了一下，人们看出他心情有些不安，于是他换用英语说下去：

　　……我不能不坦白地说，我的心情慌乱极了……我不能跟刚才说话的两位朋友比口才，他们夸奖了我，把话说得太过分了。

　　我认为，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将永远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我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法国人的赞赏，这真使我高兴，也真使我感到光荣。我觉得你们很了解我的思想和我的出于本能的审美观。……

　　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互相赞美。你们看了我的影片后，应该也一定会马上对我说老实话的。但是，不管你们看完影片后会怎样想，我在这里还要赞美你们几句……就说过去吧，你们在书刊上曾经多次夸奖我。这大大地鼓舞了我的勇气。更好的是，这鼓起了我的热情，让我去继续从事我历来所做的工作。……

　　我愿意告诉你们，在这个盛大的集会上，我实在是感到很慌张。……我现在就离开放映厅，因为我觉得那些爱我的人，都在用严峻的眼光审视着我。……”

　　电影开映后，腼腆、谦虚的卓别林果然一个人离开了放映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直到影片结束时，他才回到座位上。

　　然而，他多虑了，在场的那些著名导演、明星、评论家完全沉浸在剧情中，有些人眼中满含泪水。当放映厅灯光复明时，人们再一次向着楼座一排欢呼……巴黎的电影院连续6周座无虚席，人们趋之若鹜，总人数达50万之多，打破了巴黎1952年的影片卖座记录。应指出的是，该片未译制成法语对白，只加印了法文字幕；法国观众一般是不爱看原版片的，原版片一般最多只能获得1万多人而已。

　　樊尚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了卓别林夫妇，英国大使馆也为他设了一次午宴。法国政府授给了卓别林“荣誉军团勋章”。当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礼聘他为名誉会员。罗歇·费迪南主席专为此事，写给他一封很感人的长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媲美。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以下这样的人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者，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和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它。

　　观赏《舞台生涯》的时候，我们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们哭，那是流着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意，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象出，您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段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您并没有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架，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签名）罗歇·费迪南

　　法兰西喜剧院特意为这位喜剧大师，演出一场莫里哀的名剧《唐璜》，由全法的一流艺术家献演。喜剧院的学生们穿着18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银烛架，把卓别林和乌娜迎送进坐满了欧洲最美丽的妇女们的楼厅……

　　《法兰西文学报》社长、名诗人路易·阿拉贡，打电话给卓别林，说美术大师毕加索、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保罗·萨特想与他见面。于是卓别林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在里茨大饭店他的套间会晤。由于毕加索是法国共产党人，卓别林负责宣传的助手哈里·克罗克知道后，极力反对：“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了。”卓别林坚持要见：“可是，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但据法国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萨特当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

　　那天晚上，毕加索领卓别林夫妇到塞纳河左岸，参观他的画室。到达那儿后，他们看见画室下面那层楼的一家住宅门口挂了块牌子，上写“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再上一层楼”。他们登上了一间很寒碜的楼，由于停电，人们点上打火机和蜡烛，才看见房顶只有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房内只有一张旧铁床和几把椅子，墙角下堆着积满灰尘、价值连城的旧油画。乌娜碰了一下什么，卓别林跟她开玩笑：“小心点，你刚才在100万美元上踢了一脚。”说得乌娜心惊肉跳，而毕加索从地上随手拿起来介绍的，确实是上个世纪塞尚的名画。他又拿起一幅，更高的。卓别林他们看了50来幅，眼红的恨不能马上把它们从毕加索的“垃圾堆”中全都“解救”出去。

　　在罗马，卓别林受到了与在法国同样的礼遇，意大利电影界的名流柴伐蒂尼、维斯康蒂、罗西里尼、德·西卡等，与影迷、群众到机场欢迎。总统和部长们接见了他，政府向他授予勋章，埃依诺地总统出席了10月22日《舞台生涯》在罗马的首映式。

　　一件好笑的事也在首映式前发生：意大利美术部长陪同卓别林去电影院时，建议他绕过一万多狂热的影迷从后门进入。卓别林认为这么多人等候在影院外，想与他见上一面，为礼貌起见他应从正门走。他坚持这样，部长也就不再说“可以省却一些麻烦”的话了。于是卓别林下车后，走到路当中，学着戴高乐的姿势向隔绳外的人们挥起了双臂。突然，番茄、卷心菜呼啸着向他扔过来。意方翻译见在首善之区发生了如此失格之事，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呀。”

　　卓别林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影院后，忍不住哈哈大笑，美术部长、翻译也只好跟着笑了。原来闹事的是一些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没忘记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对原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的嘲讽。警方当场逮捕了4人，问卓别林是否起诉。卓别林宽容地说，他们还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只是示威，并没使用暴力。于是，事情就了结了。

　　《舞台生涯》在意大利的公映，也盛况空前。早在12月22日首映前10天，一张票就被倒票的“黄牛”们“炒”到1.5万里拉的高价了。所以，尽管影片在美国受到冷遇，但它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收入，超过了卓别林此前所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在罗马期间，卓别林像在别的欧洲城市一样，较少呆在饭店里。经常外出，参观历史、文化古迹和博物馆，经常跑到贫民区观察贫困人们的生活……

　　他们回到伦敦后，就面临着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了。卓别林本人固然想留在伦敦，乌娜也说过“我喜欢伦敦”。但他们不知道在美国加州出生的四个年幼的孩子，是否适应伦敦的气候？再加上担心货币限制使用的问题，心情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一个朋友劝他去瑞士。

　　于是1952年秋，他们抽空到了欧洲的“心脏”瑞士，那个令世人神往的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在那里，他们下榻在名城洛桑日内瓦湖畔的湖滨旅馆。

　　精明能干的乌娜在1953年初，抽空闪电般地回了一趟美国。她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她再去洛杉矶，从银行的保管箱中取走了所有的钱财。

　　在银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庄。花园、草坡同他们离开时一样美丽、可爱，起居室、书房同他们离开前一样明亮而空气清新。乌娜颇伤感地独自呆了一会，但听到留守的男仆、瑞士籍人亨利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来过两次，打听卓别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盘问他这个家庭是否举行过荒淫放荡的晚会？有无裸体姑娘参加？等等。当亨利如实回答卓别林和妻子儿女过的是很安宁的生活时，那些人竟恐吓地追问他是哪国人，查看他的护照。

　　乌娜听了这些，不管多么留恋自己这个家园和房子，也决定从感情上割舍了它。她很快联系好委托朋友们出售它和家具，甚至花园、草地，把卓别林的手稿、影片资料等转运欧洲。女佣与她告别时难过地哭了，亨利也很伤感……

　　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在这年秋天卖掉，长期与卓别林合作的一班人，从此星散。当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制片厂厂房拆毁在镐头、铁锤下时，好莱坞损失了一座今天想起来还肉痛的“博物馆”和旅游点。

　　乌娜由美国到瑞士后，不愿再住旅馆。卓别林忙着四处去找房、看房，最后在洛桑市东面11英里远的旅游胜地韦维，挑中科西尔镇作定居地。在科西尔镇的德邦别业村选中了一处占地37英亩的别墅，四周是葱郁的树林，院子里有果园、花园，阳台前是五英亩大的斜坡草地。从这近望是蓝色的莱蒙湖，远眺是白色的阿尔卑斯山群峰。他们花了4万多瑞士法郎，而不是报界说的1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优美的风光挂历图画，住在里面……他们聘、雇了几位得力的助手：管家、秘书、保姆、厨师，协助他们管理这伊甸园一般的山庄别墅。

　　一年以后，他们全家熟悉适应了1350多人口的科西尔的环境。在镇小学念书的孩子们，包括两位保姆都学会了流利的法语，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以后，每当果园里的樱桃、苹果、李子和梨等水果成熟时，或是草莓、芦笋、嫩玉米等当令时节，他们不管外出到哪，甚至在国外旅游，都要设法赶回来一饱口福。

　　1953年4月16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美国驻洛桑领事馆。交回了他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他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领事又向他征求一次意见，他说：“不去了，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好吧，您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回去。”“谢谢您，领事先生，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这一天，恰好是卓别林的64岁生日。

　　乌娜也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夫入英国国籍。这是在第二年年底，她乘去伦敦时顺便通知美国大使馆，那边答复，办此手续至少需3刻钟时间。卓别林一听就怒上心头：“胡说八道，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亲自陪乌娜去，到了那儿，由于过去所受的种种欺辱、诽谤的浊气一起爆发，他高喊大叫，使得乌娜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一个6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这样，卓别林的气消了下去。那人解释完后，稍带责怪与遗憾的表情看着他说：“我1911年就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于是，他们聊起了多年前的快乐事。
 　 

第二十三章　　接受国际和平奖，会见周恩来、邱吉尔……

 
 
　　离群索居的卓别林，没想到在过着隐居般的日子时，还会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他64岁生日过后，1954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卓别林因为他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和平事业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被评为国际和平奖获得者。

　　6月3日，和平奖评委会书记、哥伦比亚作家萨拉米亚、法国作家维尔高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辛治博士、苏联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瑞士社会活动家邦纳教授，专程到瑞士洛桑卓别林寓所，把印有毕加索画“和平鸽”的证书授给他。

　　卓别林在这个身心温暖的时刻这样致答谢词：

　　和平是世界上普遍的愿望，我坚信不论向东方或西方提出和平的要求，都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所以我受到这个奖励，既感到光荣，又感觉非常愉快。

　　我并不自以为知道如何来回答威胁和平的问题，可是我知道，在仇恨与猜疑的气氛中，各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必须许下诺言，重新回到人类的自然和健康方面，重新回到善良的意志方面，因为这是一切灵感的基础，也是人生一切创造性的、美好的与崇高的东西的基础。

　　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实现一个光辉的和平时代，而使世界各国都在和平中欣欣向荣。

　　就在卓别林接受国际和平奖一个多月后，当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局势时；中国驻瑞士大使馆7月19日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可否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总理放映《城市之光》一片。卓别林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和乌娜去日内瓦参加晚宴。临行前，总理的秘书电话通知他，说会议上有重大事件，总理可能要被耽搁些时间，届时不必等候。但他没想到抵达周总理的寓所时，总理已在台阶上等候他了。对中国人民抱有十分友好感情的卓别林，急于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总理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是5分钟前解决的。”

　　卓别林知道周恩来参加了那一次纵横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痛苦艰辛。但看上去那张神采奕奕而英俊的脸是那么沉着、年轻，卓别林不禁感到惊奇。他告诉总理说，他上次去上海是在1936年。

　　周恩来若有所思：“是吗？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后呀。”卓别林开个玩笑：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他们喝着味道挺不错的中国香槟，一再祝酒。卓别林祝中国国运昌明，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生活更美好。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和朋友们放映了一些中国电影，其中有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影片的中文字幕没有翻译，代表团工作人员不知怎样才能把剧情向外国朋友们介绍清楚。了解欧、美文化的周恩来总理，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只需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

　　当卓别林看了周总理托代表团成员带给他看的这部电影，深为总理的睿智叹服。他没想到刚站起来的中国人能拍出这么棒的电影，看到影片结束时，两位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化作了翩翩起舞的美丽蝴蝶时，他不禁流出了眼泪……他对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而我知道你们是已经有了。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能多拍这类片子。”

　　在隐居式的生活中，卓别林并没忘记电影事业，他仍然在进行电影创作，瑞士的安宁环境，使进入老年的他笔锋不减当年。1955年他编写完他的第79部电影剧本，并准备在家乡伦敦拍摄它。这样，他和乌娜有时从洛桑飞赴伦敦。

　　1956年2月下旬那次，正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布尔加宁访问英国。卓别林就应苏联大使馆之约，会见了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很高兴地招待他和乌娜喝了伏特加酒，告诉说俄国人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夫妇正在萨伏依饭店烤肉餐厅用点心时，不期而遇温斯顿·邱吉尔夫妇。暌违15年后，当卓别林满面笑容向首相介绍乌娜时，刚退休的前首相说：“好呀！”语气中似乎含有一点不悦情绪。

　　后来话题转到《舞台生涯》这部片子上时，82岁高龄的邱吉尔终于问出这么一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收到了吗？”

　　“哦——”卓别林热情地告诉他：“收到了，收到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卓别林激动地表示内疚：“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邱吉尔先生可不是随便能蒙过去的人：“哼，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呢。”

　　“哦，绝对不是。”该怎么说呢，他当时那么多分身无术的事。“不过，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邱吉尔先生说。

　　卓别林对邱吉尔的话洗耳恭听，他感到这么一位伟大人物会留心这么一件琐屑小事，竟还记得两年前一封未有回音的信，真是有趣。他回忆起15年前在邱吉尔的别墅中，这位伟人建议他拍《拿破仑》的影片和教他砌砖墙的事……

　　回到瑞士，他又收到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函，希望在洛桑见上一面。内附英国末任驻印总督蒙巴顿将军夫人的介绍信，将军夫人在信中说：尼赫鲁在洛桑开会后，将路过科西尔，若他们两人有机会见面，将会意气相投。于是卓别林欣然前往洛桑，使他意外的是这位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与他一般矮小，但精明强干，其女儿英迪拉·甘地（曾任印度总理）也在那儿。翌日，尼赫鲁应邀赴卓别林的家宴。卓别林关切地问他，印度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尼赫鲁说：“不论它是朝哪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

 

第二十四章　　喜剧皇帝在伦敦拍《一个国王在纽约》

 
 
　　卓别林的第79部影片，是在安宁的新居完成的。莱蒙湖畔环境幽静，但后来常常听到附近的排炮声，原来是瑞士军方在那修了个大炮发射演习场。乌娜曾对此提出过抗议，答复是“不能把卓别林先生的工作放在瑞士国防之上”。但在乌娜委婉而执着的交涉下，军方作了让步，表现了对文化人的最大尊重。

　　卓别林用了较长时间，设计影片中的各个角色和各段插曲。他一个人逐一地表演出来，让秘书作场记全记录下来。秘书伊莎贝尔描述其工作方法说：

　　“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了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他表演。”她说，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到房间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10多种来表演。从神气活现换成一个老人的慌乱无措，又改用了10来种别的姿势，最后才对她大喊：“这一次，是我的老姿势，您把它们都记下来了没有？都记了么？”因为他准备将来再决定，从这么多姿势中选取一种。

　　完成了他的表演、导演设计工作和拍摄计划后，1956年初他成立阿梯加制片公司。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在“牧羊人丛林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起布景，5月7日开拍。

　　他是40年来第一次跟一些新朋友合作，摄制组的人比他过去的班子懒散。好莱坞制片厂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他来转，而在这里他得为一切操心，他觉得自己像一匹马，被牵进一个陌生的马槽，许多事运转不灵，弄得肝火旺盛。

　　他后来这样形容：“拍一部喜剧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悲惨不过的事了。现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脸色阴沉、垂头丧气的，特别是导演和那些喜剧演员。他们都是些典型的苦人儿，个个心慌意乱、满腹辛酸……

　　“可是，我在摄影棚里认为最滑稽的，在放映时却几乎引不起笑声。相反，我在拍片时以为是其糟无比的地方，却一定招得观众大笑不止。一个喜剧演员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说，他当初的设计是多么滑稽，否则他就很容易丧失信心。……像我这样一个自导、自演的人，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制片厂里拍片，该是多么不简单哦！”

　　正是他独特的拍摄方法，使新的合作者们惊异：他要求替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使人没想到的是，他也要替同一插曲里的配角们拍特写镜头。有时他还请特技专家把有的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拍摄计划和拍摄现场都没预想到的特写。

　　剪辑工作同样艰巨，某些场面分割成50多个甚至100来个镜头，而非10个或15个。并且剪辑在巴黎进行，因为在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的助手中，还包括一个法国剪辑好手考尔比。但，有40多年剪辑经验的卓别林很少让他们说了算，几乎所有的胶片最后都由他亲手定夺。只剩音乐还没配好时，他为一些朋友、同事如意大利名导演罗西里尼试片一次，大家一致诚恳地祝贺他说，这是他毕生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但他对影片还是不满意，若非布景已拆、演员星散，他差点想重拍。后来在1957年春，又几乎重新剪辑一次。为了影片的音响效果，他忘了年事渐高，苦干了几周重录一次。然后写好音乐，于1957年7月，在巴黎亲自指挥由37位法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影片配乐。人们将这个情景拍成了一部短片，与许多有关他的纪录片，发行到全世界。

　　第79部影片片名是《一个国王在纽约》，内容如下：

　　某小国国王夏多夫（卓别林饰），因国内暴动，带着皇后逃亡。抵达纽约时，受到他的首相、驻美大使和大批记者的欢迎。更多夫国王在机场发表声明，说他是因不肯制造原子弹想和平利用原子能，才失去王位的。他热烈赞扬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却没想到移民局官员抓住他的手指，蘸着墨水在入境册上按下指印……

　　安顿好后，他急忙去银行存财物。但银行铁门拉上已不服务，只好由大使引导游览百老汇等处。他看到青年人在跳阿飞舞，超宽银幕影院在上映子弹横飞的影片。在夜总会，侍者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管他是否国王。为了果腹，他只好具体表演甲鱼爬，才要到甲鱼等菜肴。

　　12小时后，首相拐走了国王的财宝，王后到巴黎去办理跟他离婚的手续。更多夫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售其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上。他听到隔壁浴室有女郎唱歌，他与忠诚的大使争着从钥匙孔向那边张望。突然里面发出“救命”声，国王用毛巾掩住脸，破门而入……

　　漂亮的女郎假作扭伤足踝，让国王屈尊为她按摩。国王回到自己的浴室后，神魂颠倒忘了脱衣，就跳入浴缸……

　　隐瞒了身份、为电视台工作的女郎，以美貌征服了国王，使其出席“专”为他举办的宴会。20位纽约社交界人士，怂恿国王朗诵哈姆雷特的独白。女郎在国王朗诵前、后，插入一段爽身粉和牙膏的广告，国王毫无察觉。巧妙伪装的摄影机将此“节目”，传送到1千万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大使看到后大惊，以为国王疯了。

　　女郎为对这次秘密摄影播送，向国王表示歉意，带给他一封内附2万美元支票的信。国王生气地看也不看就撕掉它，但旅馆的账单递到面前时，他又急忙把支票捡起来贴好……

　　大饭店的昂贵账单使国王不安，终于答应女郎的要求，为获得5万美元替皇冠牌威士忌做广告。他试镜头时做出喝了的样子，赞美此酒。正式播出时不料真的喝下去，却呛得剧烈咳喘、一脸怪相。广告经纪人急忙中断播出，但为时已晚。数千万观众看到此广告后，却大为满意。……全国贴满了夏多夫国王被酒呛成怪相的广告画。

　　女郎因国王对她有几分迷恋，又要国王签一份10万美元的合同，替润面肤做广告，但在摄影前须先做美容手术，医生把国王的脸皮绷紧，用线在其耳后缝合。国王的新尊容把大使和女郎吓了一跳，糟糕的是绷得太紧根本不能发笑，否则缝线会裂开。国王的朋友带他去夜总会，台上的表演是糊纸工人跟浆糊桶打架，观众们大笑，唯独国王一付冷面孔。后来他实在忍不下去，一笑线全绷开……

　　一天晚上，他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小孩（卓别林四子迈克尔饰）。是他那次参观一所“进步学校”时见过的，据称那里的学生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当时这个叫鲁伯特的小家伙在读马克思的书，现在他因父母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收审入狱而无家可归。国王安慰他，带到自己房间洗澡、烘衣。于是，小孩被人误作国王的侄儿。“鲁伯特王子”便代国王接见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结果其过于激烈的言语惹怒他们，国王只好送他回校。

　　新闻界马上造谣，说国王包庇“小赤党”，密探马上围住他与大使。他们想逃离美国，夏多夫糊涂地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票上签名，还以为是别人要留作纪念。

　　既然在传票上签了名，国王只得出庭接受传讯。他在电梯里将手指按错一处，伸进了消防笼头箱拔不出。耽误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拔出来，手指头仍卡在消防水管里……

　　他急忙跑到法庭，举起右手宣誓，手指上仍套着消防水管。走廊上的消防队员发现了水管在外面，以为着了火赶快接上水宠头。水管突然喷出水柱，国王控制不住，将法官、记者、旁听人包括国王的律师，冲成了落汤鸡……

　　国王被当庭宣布为“友好的证人”，免予起诉。皇后此时回心转意。国王决定立即离开美国，也不留恋美貌女郎。去机场途中，他顺道去“进步学校”与鲁伯特告别。小孩为救父母已向调查局供出了他的赤色分子朋友，校长夸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鲁伯特却感到羞愧，用胳膊挡住流泪的脸……

　　夏多夫国王带着忠诚的大使上了飞机，飞回欧洲……

　　通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遭际，来淋漓尽致地讽刺“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调查”，这真是卓别林的一大发明。他所扮演的国王夏多夫，简直是个现代的堂·吉诃德。这个新的银幕形象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揭露与反对虚假、伪善，争取和肯定民主、自由，维护人道主义、人类尊严。

　　影片无疑激怒了一些美国人，卓别林在萨伏依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去得最多。《法兰西晚报》的伦敦通讯员报道：“会刚一开始，美国记者就发动了攻击……几乎像吵架的样子。……指责他不该拍摄一部有倾向性的反美影片。卓别林气愤地回答道：‘我就应该听凭欺弄而毫无反应？我没有攻击美国，只是攻击一小撮心怀不善的人。’”

　　有的美国记者又老调重弹说，他在美国挣了一大笔钱。卓别林说：“说我在美国发了财的人，真是自欺欺人。我的收入有四分之三向来是来自欧洲和亚洲，我在美国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就是从我那里抽取所得税，税率常常是100％。说实在的，我倒是一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好主顾。”此言确凿，虽然他1952年已经离开了，但对他的《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了1955年。

　　第二天，卓别林在他华贵的灰礼服上，佩挂上法国授予他的玫瑰型的荣誉军团勋章，出席“伦敦外国记者联合会”举行的午宴。这个团体向来只招待政府首脑、各国外长或世界知名的政治人物，这次特别邀请了卓别林。300多位各国新闻界代表，听他对政治问题的回答：

　　《一个国王在纽约》绝不是一种政治宣传，它只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已。我并不认为‘驱巫活动’（“非美活动调查”与驱逐进步人士）和它所造成的有毒的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我根本不相信我的影片能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它的用意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伤害美国。

　　我曾在这个国家里愉快地生活了30多年。普通的美国人是勇敢的、非常可亲的。说我憎恨美国，那是不对的。我热爱它，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对那种对待我的方式，对一小撮人强加于别人头上的某些事情，例如告密等等，则毫无好感。美国无论怎么说还是强大的，它经受得起讽刺。

　　我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而人们还可以说我是个资本家哩，因为我出卖我的影片。像我这样一个人，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加一个什么头衔的话，不妨把我称作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不如称非正统主义者。我今天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不可改造的浪漫主义者。

　　卓别林在影片中，写了一句对夏多夫说的台词“你虽然是一个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句台词稍改一下，即是他本人的写照“你虽然是电影世界、喜剧王国的国王，但你却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斗士。”1957年9月12日，伦敦贴在双层公共汽车上的海报就是这样写的“《一个国王在纽约》，喜剧皇帝最近完成的一部最轻松的影片”。

　　9月12日当晚，这部片子在里赛斯托广场电影院首映，并为英国盲人募捐，最佳位子票价达12英镑。但1500座销售一空，因为约3000人在维持秩序的50名警察面前争购。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在旁边一家影院献映新片，尽管也有50名皇家空军军官和20条警犬捧场，却受到群众冷遇。

　　68岁的卓别林和乌娜带着3个孩子出席了首映式。8岁的约瑟芬在人群中挤丢了，一个门卫找到了她，把喜剧皇帝的小公主送进父母的包厢，引得观众们齐声欢笑……翌日起，影院外排成长蛇队形的购票者有增无减。

　　9月下旬，卓别林夫妇到意大利乡间小住，并为罗马报界放映《一个国王在纽约》，又引起不小的轰动。

　　影片在法国的首映式，10月23日在欧洲最大的影院“高蒙宫”举行。5000多热情的观众出席。放映结束后，5000多人声震“高蒙宫”：“好啊，夏尔洛！下次再见！”最公正、宽容的观众和电影评论家，总是在法国。

　　《一个国王在纽约》被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和法国影评家认为，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它与卓别林其他巨片，一齐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第二十五章　　退隐莱蒙湖畔，出版自传

 
　　从1958年开始，69岁的喜剧皇帝退出影坛。他潜心在德邦别业庄园撰写他的自传，笔耕不辍5、6年，据说出版商觉得它太长，结构也乱，几次要他压缩或重写，但有时奏效，有时效果不大。这期间，1962年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乌娜给他生下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说到孩子，卓别林退隐的几年，才有精力与时间经常同他们呆在一起。当然，是在他写作中的休憩时间。他教孩子们拍电影，如何在镜头前自然地表演；他弹奏钢琴让孩子们唱歌。有时，他和乌娜同孩子们在草地上做游戏，在庄园里捉迷藏，然后在放映厅放映这种家庭生活片来看。孩子们天真的脸蛋，欢快的笑声，是他的最爱。

　　他对孩子的爱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由于忙于事业形成了少有给孩子们写信的习惯，但一听到在美国从事演艺的大儿子查尔斯离婚的消息，他就马上放下正写着的自传，急忙修书一封致查尔斯：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抱歉得很。想必你已听说我在写回忆录，它至少还要一年才能完稿，目前我整天忙于删改与抄写。

　　我收到过你妻子一封亲切感人的信，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你们俩不能生活在一起，那实在太遗憾了。你们有牢固的基础，还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她应该是你们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查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明白，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里我所指的是有一个你已多年了解的贴心人。你有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地成长起来。在她的少年时代，除非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否则再也没有什么能给她幸福和平安的了。

　　我年迈70，对于我的孩子们，我想得很多。也想到了你，想到你所从事的事业。你千万不要虚度年华！你有才干，有骨气，有引人入胜的本领。我看过你的表演，知道你有多方面的才能。只是要严肃地对待它。

　　我不想把这封信写成一篇训诲性的东西，但我一听到你离婚的消息，感到十分伤心……

　　乌娜向你问好，孩子们也问你好。他们时常想念你，并为美丽的小侄女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们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孩子们正在成长：杰拉尔丁已15岁，迈克尔快14岁了，乔西快满11岁，维基8岁，尤金6岁，简妮两岁，小婴儿才3天。

　　　祝好！
　　你的父亲

　　这封信写于1959年5月，既为查尔斯离异的妻子诉说不平，又训导查尔斯在家庭问题上的轻率任性；即表露出对下一代的关爱，也总结了自己人生道路的经验。“千万不要虚度年华”，“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才能、事业与爱情，“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些话任谁听了都如警钟震耳。《卓别林自传》于1964年在伦敦，由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他在此书扉页上写道：献给——乌娜。

　　有些人指责他“趋炎附势”，常与一些王公贵族、政客富翁及各类社会名流往来。这方面篇幅是不少，但因此指责他“趋炎附势”则毫无根据与道理。略举一例，当年，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在美遭驱逐时，他致信毕加索等国际名流请求声援；而他自己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时，他既未向邱吉尔等政治家求助，也没向爱因斯坦、肖伯纳等科学巨人与文豪求援。

　　还有些人责难他过分吹嘘挣钱的本领，这也不值一驳。恰恰是制片商们的巧取豪夺，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他不在商业社会中学会理财的话，肯定早就在无声片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停止创作、导演影片了。何谈建起自己的制片厂、当独立制片人、拍出精品杰作？

　　《卓别林自传》内容真实、史料丰富、文字优美、语言流畅，既详细地叙说了本人的不平凡的身世家事，又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上叶的电影概况。自传中所涉他对电影艺术的见解，尤其是对喜剧艺术的钻研，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颇有研究意义。至于书中不少篇幅提到的，他与各国政要、科学文化名人、艺术大师、财阀富翁等的交往，也很有历史价值。尽管自传中也有语焉不详之处和疏漏遗珠之憾，如很多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记下来，也没有记清创作年表，几部巨作如何诞生行世只点到为止，等等。但它仍不失为卓别林的又一部巨作，和了解研究卓别林一生及其电影的宝贵史料。因此它在全球范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版本（译成中文即42万7千字），极受各国读者、影迷欢迎。

　　自传中最动人处，是全篇结束的最后段落。这位古稀老人对爱与幸福的描述：

　　叔本华说，幸福是一种消极的状态，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明白幸福的含义。我很幸运，成了一个出色的女子的丈夫……纯粹的爱情是最为美丽的，但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因为它是人们无法表达的。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显出的那种深沉与恬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即使是她沿着韦维的狭窄道路，在我前面婉约而端庄地走着时。我看见她那挺直了的匀称和姣小的身体，拢向后面的黑发中露出的几根银丝，就会突然对她的一切产生爱慕，觉得自己嗓子里被一块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怀着这种幸福感，我有时候坐在我们的阳台上。夕阳西下，我的眼光越过了那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以外则是那些凝重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杂念只能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

　　“这个世界变得更年轻了，青年人接管了这个世界”卓别林在自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但是“我依旧雄心勃勃，我永远也不服老。我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有几个尚未完篇的电影剧本需要写好。我还要写一个剧本，编一出歌剧——如果岁月许可的话。

　 

第二十六章　　重出江湖，《香港女伯爵》的慨叹

 
　　75岁的卓别林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出版了自传后，如他所说“我永远不服老”那样，艺术灵魂又不安分起来，决定重出江湖。当年为拍摄《大独裁者》放弃的那部作品，他在1964年10月至1965年10月又将它重新修改编写出来。因为他发现正走红国际影坛的意大利女影星索菲娅·罗兰，很适合演他剧本中的女主角。

　　这是他的第80部电影，名曰《香港女伯爵》。影片仍由他自己导演、作曲，只是他不再担任男主角，他出演只有几个镜头的客轮老侍者。他聘请了索菲娅·罗兰担任女主角，一个沦落香港的俄国女伯爵。男主角、一个美国驻外大使，系著名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饰，他是卓别林二儿子雪尼的朋友。雪尼在影片中即饰大使密友（雪尼1948～1952年与几个好友在好莱坞创建了一家影剧院，卓别林曾帮他导演了几部戏），卓别林与乌娜生的第一个孩子杰拉尔丁也在影片中饰一小孩。

　　1966年影片在伦敦拍摄，由环球影片公司投资制成彩色片。世界第一部真正的彩色影片是1935年在美国拍的《名利场》，直到60年代初各国才普遍拍摄彩色片。卓别林第一次不当自己的影片的制片人，但他终于在60年代中拍了一部彩色片：

　　30年代，一个富有的美国外交官到中国旅游。当他乘坐一艘豪华邮轮离开香港时，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企图偷渡出境的漂亮女人。原来她是一位流落在香港的俄国女伯爵，她没有钱和职业，不愿当卖身舞女。想逃离香港又没护照，就设法上了邮轮躲到外交官的头等舱里。美国大使开始想揭发她，后来心软把她藏起来。他太太在中途突然登船，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后，外交官爱上了女伯爵。结果他丢掉了大使的职务，妻子也与他分手，最后女伯爵与他前往檀香山谋生……

　　出于一贯的作风，卓别林仍然是把每个角色的表演细节，替他们逐一地全部设计出来。这种导演手法，在马龙·白兰度看来难以忍受。他是出于对卓别林的尊敬及与小卓别林的友情接受这个角色的，但他的创作个性不适应卓别林式的喜剧表演。他勉为其难地亦步亦趋，却忍不住对某些记者说出“这位老先生是个好老头，可是他的导演手法是完全过时了”。报界把这种舆论“炒”了起来……

　　影片的首映1967年1月5日在伦敦举行，卓别林带着乌娜和他的10个孩子中的8个出席盛大的典礼。翌日，英国的报评普遍感到失望，有的文章竟写出“卓别林的惨败”的标题。《泰晤士报》则说“对于像他那样的人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平庸”。一个评论家用了这么一个长句子“这是一部要送进电影博物馆的影片，是一个曾是一位天才的电影艺术家但不懂得随着他的表现手段的演进而演进的人的作品。”翌日清晨，白兰度曾打电话告诉索菲娅“影评界把我们全骂到了”。

　　无疑，影片因通俗闹剧式的情节而带有30年代的痕迹，新意不足是一个方面。此外，卓别林在角色分配上，让马龙·白兰度饰不苟言笑的男主角，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当年他本人在《一个国王在纽约》中饰演动了美容手术的国王，那一动不动的脸是非常有表现力的。而白兰度在《香港女伯爵》中却表现不出多少幽默感，这与卓别林的诱导过度有关。电影表演艺术在多向发展，同样一个人，一种风格，没有创新也就是停止不前。但其他角色却个个称职，尤其是索菲娅·罗兰幽默、滑稽、富有活力的表演，十分完美；超过《巴黎一妇人》中艾娜·卜雯斯的表演。

　　虽然伦敦的影评呈一边倒态势，但卓别林走进影院观察一般观众的反应时，他感到了欣慰。一周后，他带着全家飞赴法国。12日在巴黎歌剧院隆重献映《香港女伯爵》。大群热情的法国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向着他们欢呼，乐队甚至吹奏著名的意大利进行曲《阿依达》来迎接。影片放映中的笑声和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说明法国的观众和大部分影评家是认可而非出于礼貌，才这样对待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当然，总的来说，该片缺乏卓别林影片所固有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卓别林当然意识到了自然规律的无情。当记者们问他今后的计划时，这位78岁的老人说，他不会再在一部影片里当主角了（他已经这样做了）。他说在银幕上美感是很重要的，他早知道自己老了，已完全失去给自己化妆的兴趣了。但他不放弃做一位电影艺术家，因为他腹中还有成叠的剧本。他想好好导演一部新的影片，让他的孩子来演，因为他的孩子们都有这方面的天分……

　　卓别林确实是老了，也正是由于他走过了78年的人生旅程，他才具有艺术哲人的风范。索菲娅·罗兰在她的自述中，专辟第15章“必须学会说‘不’”来回忆她心目中的卓别林：

　　有某些时刻是永志难忘的。“罗兰小姐，电话。查尔斯·卓别林先生找你。”查尔斯·卓别林？找我？从我的少女时期起，他就是我心目中笑的巨匠啊。当年在萨契诺电影院的漆黑天幕上是一颗多么遥远的星星啊。在那些阴沉悲惨的日子里，查理带来了欢笑的闪光。他穿着冰鞋，甩掉警察的追捕，扭动他的小胡子，飞速转动他的手杖，把鞋带当作通心粉来享用，使波祖里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大笑不止。他是我崇拜的偶像。

　　……要在查尔斯·卓别林导演下工作……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查理的导演方法……是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个卓越的演员，查理用表演来阐明他的意图要更有效得多；别的导演絮絮叨叨说了一大串，还不如他摆弄片刻来得清楚。

　　我是崇拜查理的，我真诚爱戴他……

　　卓别林知道索菲娅也是出生于贫民区的，他常常向她回忆自己的童年、讲述自己少年的梦想和自己的奋斗，以此鼓励晚辈要有雄心壮志。作为艺术家不应随波逐流，而应该忠于自己和生活。他说：“你有所求，故能有所得。如果这个世界与我难以相处，那就必须改变这个世界。”“一切艺术无不致力于生活这一最伟大的艺术。”他的质朴话语中蕴含哲理，常使索菲娅感到振奋“不要害怕对抗，即使当两个星球相撞时，也会在混乱中诞生出一颗星星。”

　　索菲娅在自述中谈到卓别林给予她的温和忠告“你必须克服一个缺点。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生活异常美满的女人。你必须学会一件事，也许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课，你必须学会说‘不’。你不会说‘不’，索菲娅，这是个严重缺陷。我也很难说出口，但我一旦学会说‘不’，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

　　她说：“《香港女伯爵》不太成功，批评家们说它老式化，卖座成绩很惨，影片的失败使卓别林很伤心，这是他的最后一部影片，假如它获得成功的话，他也许会再拍几部的。至于我，那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因为他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人，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在以后的年月里，卓别林在家中编写一部名为《怪相》的影片，打算让二女儿维多莉亚主演。但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尽管在1974年出版的他的《我的从影生活》画册中还宣布要拍，但精力身体已不允许这位执著的艺术家再有机会了。

 
　 

第二十七章　　永生的鲜活形象

 
 
　　70年代来临了，美国一些知名人士，在卓别林离开好莱坞20年之后，于1972年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热烈邀请他重返那块土地。82岁的老艺术家在春暖花开的4月初，由47岁的乌娜陪同，跨越过20年的时空和万里之遥的大洋抵达纽约。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纽约知名人士，在林肯中心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纽约市长向卓别林颁发最高文化奖。

　　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于4月10日，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隆重典礼。宣布因卓别林“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无可估量的贡献”，而授予他奥斯卡特别荣誉奖（终身荣誉奖）。2900多名观众和美国艺术界名流济济一堂，向他欢呼鼓掌达1分多钟。卓别林感动得眼含热泪，频频向人们抛吻……良久，他致词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言语是如此无力，如此贫乏。我只能说，谢谢，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荣誉。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可爱的人，谢谢你们。”

　　美国、美国人、美国文化艺术界，在变革、开放、进步的70年代初，把尊严、崇敬郑重热烈地重新献给了他。这使整个世界为之倾慕，又掀起轮流放映观赏卓氏电影的高潮。

　　在洛杉矶，他重访了他那出售了的旧居。召来了曾在《寻子遇仙记》中扮演弃儿的贾克·柯根，当年4岁多的贾克，由于卓别林的发掘成了走红的童星。而1972年的贾克成了一个56岁的大腹便便的秃顶，怎不令人感慨呢？

　　那年9月在第3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的“卓别林影展”，一共放映了他80部影片中的73部，就更令他感慨万千了。

　　3年后，英国皇室在1975年1月，宣布册封卓别林为“爵士”。他的姓名中间嵌入“斯宾塞”，成了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爵士。8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视觉、听觉、行走与说话能力减退，阳春三月，他是坐着轮椅飞回祖国、进宫晋见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女王在授封仪式上对他说：“您的电影我全看过了，它们实在太好了。”卓别林激动得只能以手势答谢女王。他事后对人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

　　关于卓别林生平和作品的影片《流浪汉先生》，经过几年的准备、拍摄，由美国R.B.C制片公司制片，由理查德·帕特逊编剧，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剧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和沃尔特·马太解说，于1977年3月上映发行。

　　星移斗转又三秋，1977年12月25日，西方欢乐的圣诞节。就在这天清晨4时，20世纪最卓越的喜剧电影大师、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反法西斯的和平、民主战士卓别林，留下80部电影组成的“人间喜剧”丰碑，在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别墅中，静静地、安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88岁。

　　世界在这欢乐的一天同悲：各大通讯社纷纷发布这一消息，发稿字数一时竟超出对当时埃、以首脑会议的报道量。世界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或显著位置刊登这一消息，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深沉诉说着同一句话：“永别了，查理·卓别林。”

　　美国影响最大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均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图片；各种期刊、文艺专刊如《读者文摘》《时代》《新闻周刊》《电影评论》等，陆续发表专文、专论。《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还特别注意到，中国新华社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报道了卓别林的逝世”，并摘引了新华社消息中对卓别林的评价。加拿大《世界信息报》说：“今天人们含着泪水，因为流浪汉的创造者离开了人间，他给世人留下的是悲喜交融的杰作，留下的是对人类心灵深处的触及。”法国《世界报》说：“卓别林是个天才，任何领域的艺术家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获得他这样的声望。别了，卓别林！流浪汉万岁！”

　　英国《卫报》认为他是“一位为人类根本自由而斗争的卫士，他比世界上很多政治家更伟大、更坚决。”认为他的成就“超越了娱乐的范围，而为人类追求自由作出了有力的贡献。”日本各大报报道了卓别林逝世的消息后，刚好有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卓别林的影片，所有的观众均合十致哀。

　　各国新闻记者还走访了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和卓别林的友人。英国著名戏剧、电影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回忆自己5岁时，跟哥哥一道去看卓别林的电影，“我们几乎笑破了肚子”。他于1938年遇见卓别林，“他极为吸引人，非常友好。”他赞扬卓别林是“空前最伟大的喜剧家，我希望，我也相信卓别林将作为最伟大的喜剧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法国导演雷纳·克莱尔说：“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他都是电影艺术的一座纪念碑，大多数电影家都受到过他的启发。”著名美国喜剧演员鲍勃·霍普说：“卓别林是我们事业中特别伟大的一个人，我们为能与他同时代而感到幸福。”

　　著名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对合众社记者说：“卓别林如同亚当一样，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指电影行业）……他就像冬天的白雪，夏日的海浪，在我的童年，卓别林的名字总是和圣诞节的点心、白雪和圣诞老人联系在一起，他早已属于那些神奇、永恒的事物。”意大利女影星索菲娅在电话中向安莎社记者，回忆了10年前主演卓别林最后一部影片时，老人对演员的关心和理解“因为他自己是位伟大的演员，所以在拍摄期间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富于情感的协作和宝贵建议的基础上的。”她后来这样说：“现在他已与世长辞，再不会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了，我把他的睿智的话语铭刻在心，经常诵念，就像一个守财奴搬出金银，点数不止。”当她的自述出版时，她在扉页上用上卓别林的一句话“在混乱中诞生出一颗星星”。

　　卓别林的老朋友丹麦诗人皮埃·海因透露，卓别林逝世前有一部接近完成的电影剧本，是一部范围广泛的社会讽刺剧。由于细节详细，即使作者的逝世也不影响影片的拍摄。与卓别林有着真诚交往的苏联导演亚历山大洛夫说：“卓别林曾经鼓舞过，并且还在鼓舞着苏联的许多电影大师，我们是把他看作电影技巧和电影艺术方面的老师的。”他的另一位老朋友，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文学》主编阿拉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圣诞之夜，查理·卓别林溘然长逝了。这终究是要到来的，不是这一夜就是另一夜，谁也不能例外。……但是，需要谈谈那些影片，该怎么说呢？这些影片曾经像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光明，是整整一个世纪，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在我们之后很久，……一部被遗忘的旧片子在里弄的小影院放映时，也许会比学习与科学更能让未来的孩子，既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政府、议会的唁电雪片般飞向白雪飘飘的瑞士洛桑。意大利国民议会发言人向乌娜发出唁电“请接受意大利国民议会和我本人的极其沉痛的哀悼，我们对艺术家查理·卓别林的光辉创造表示敬意，它以其非凡的质朴而打动人心。夏尔洛将在未来继续为受压迫者的苦难和希望伸张正义，同时将永远是我们时代人类苦难的永志难忘的见证。”瑞士内务部长代表瑞士政府发出唁电“他说出了幽默、情感和人性的世界共同语言。他的作品将继续唤醒人类的爱，并追求人类的尊严，他为这种真正的艺术奉献了他的一生。”法国总统德斯坦给乌娜的电报说“卓别林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甘苦，半个世纪以来，他以他的丰富的想象力融合了所有人的欢笑和泪水，使人们为他的巨大天才赞叹不已。”

　　一个勤奋、勇敢、正直的天才的躯体，在这个星球上消失了。但在世界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巴黎、伦敦的影剧院，影都好莱坞的制片厂，威尼斯、莫斯科、柏林、东京的电影节，悉尼、开罗、多伦多、圣保罗的游艺场，北京、香港、新加坡的春节晚会；甚至北欧的雪原，中东的沙漠，非洲的沃野，南美的丛林，……他的鲜活形象都永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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